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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回言霸者术取信于君
富国强兵立志变法
话说景监与公孙鞅一同来到栎阳宫中，拜见秦孝公后，刚刚坐定秦孝公便问：“闻知先生尚有‘霸者之术’，欲向寡人言之，可尽管讲来。”公孙鞅点头说：“小人确有‘霸者之术’，久欲言于主公，只是没有机会也。”秦孝公却说：“先生若有‘霸者之术’，何不先向寡人言乎？”公孙鞅连忙解释说：“主公勿怪也。小人非不想言之，只是因为‘霸者之术’与‘帝道之术’、‘王道之术’截然不同也。‘帝道之术’与‘王道之术’在于顺应民情，虽能使国家富强，但非一世之功，须缓慢而行之。而‘霸者之术’则是悖逆民情，虽苛刻暴烈，但可使国家速强之，当世可见矣。”
秦孝公听罢，不解其意问：“寡人不知先生所言何意也。俗语言：君以民为天。何言‘霸者之术’悖逆民意而行乎？”公孙鞅又解释说：“其实治国安邦如同弹琴鼓瑟。弹琴鼓瑟需要音调统一，若音调不同，就必须改弦更张。治国安邦亦是如此，政令不更张，国何以治乎？既得利益者、庶民百姓拘泥于目前之安，不顾百世之利，故循古制、祖宗之法而不变。而一些有意成其大业者，虽意欲政令更张，但又顾及初始之难，恐祸患殃及自身，不敢为矣。昔管仲相齐，政令更张，将齐国废旧制而立新政。开始之时，一些大臣及庶民百姓岂肯听之乎？而齐桓公强行之，使政令行于内，强敌服于外，故称霸于诸侯，庶民百姓安居乐业，方知其利也。故齐桓公才知管仲为天下奇才，称其为仲父焉。”秦孝公闻听公孙鞅之言，心中欢喜，连忙向其拱手施礼说：“先生所言甚是也。先生若有管仲之术，寡人岂能不效法齐桓公委国而听之？但不知‘霸者之术’安在？”公孙鞅见秦孝公急欲知道何为“霸者之术”便说：“主公欲知‘霸者之术’，勿急也。小人以为，欲行‘霸者之术’，必先富国强兵。国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不摧敌，不可以成其霸业矣。”
秦孝公听罢，点头称是，便问：“先生所言甚是。不过，何以富国强兵乎？”公孙鞅回答说：“欲使国富，莫如重农力田；欲使兵强，莫如练兵劝战。欲行此道，必重建赏罚之法也。当行轻罪重罚，使文武群臣、庶民百姓知法度之利害，皆产生畏惧之心也。若能使赏罚之法行之，必以信为本，使政令必行之。若能如此，国岂能不富，兵岂能不强乎？”秦孝公听罢心中欢喜。景监见秦孝公与公孙鞅谈的如此投机，心中亦喜之。
秦孝公又对公孙鞅说：“先生所言‘霸者之术’正合寡人心意也。何不早言于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哉。今寡人欲行‘霸者之术’，望先生倾力而助之。”公孙鞅见秦孝公确有行“霸者之术”之意，但其坚决的程度还是很难说，便又对秦孝公说：“主公若行‘霸者之术’，不得其人，不可行也；得其人，任而不专，不可行也；任而专之，却轻信小人谗言，使之三心二意，亦不可行也。望主公深思之。”秦孝公听罢点馒头说：“先生所言之意，寡人知也，请先生勿虑矣。”
公孙鞅进一步解释说：“欲行‘霸者之术’非比一般之术，小人先行告退，请主公深思三日，待主公心坚意决，方能尽述其言矣。”秦孝公见公孙鞅不肯尽言之，便说：“先生勿虑，寡人愿洗耳恭听，唯请尽言之。”公孙鞅却摇头坚决地说：“不可！此乃国家兴衰之大事也，必深思熟虑方能行之。待三日之后，小人再入宫尽述之，亦不迟矣。”秦孝公见公孙鞅意志坚决，只好说：“既如此，寡人就恭候三日也。”公孙鞅与景监便一同拜辞秦孝公，离开栎阳宫中。
景监与公孙鞅一同回到景监家中后，景监便埋怨公孙鞅说：“今日主公召见，闻知先生有‘霸者之术’，甚是欢喜，急欲听之。先生何不乘此时机尽述其言，以讨主公之欢心，实现宏图大志，又何故不尽言之，待三日之后乎？”公孙鞅解释说：“大夫有所不知也，欲行‘霸者之术’非同一般，而是要树强敌于内外，讨众人之怨恨。若秦君意志不坚，草率而行之，日后中途有变，不但新法不可行，必重蹈吴起事楚之覆辙哉。小人生死还是小事，若新法不行，秦国必衰，遗害万民矣。”景监闻听公孙鞅之言，心中明白了许多，点头称是，然后又说：“先生所虑之事甚是有理，不过吾以为，以秦孝公之贤明，强国之心切，其意志岂能不坚乎？”
自从公孙鞅与景监告退之后，秦孝公独自一人回到寝宫，反复回味公孙鞅所言“霸者之术”，觉得确实是富国强兵之道，深感公孙鞅确实是天下奇才。可是，到底该如何实行这“霸者之术”，仍是个谜，不知如何行之。第二日，天刚亮秦孝公就迫不及待的想找到公孙鞅，听其细述之，便遣使前往景监家中，去请公孙鞅入宫。
景监闻知秦孝公遣使前来邀请公孙鞅入宫，心中欢喜，便将使者迎入到大堂之上，告知公孙鞅出来相见，一同入宫。公孙鞅来到大堂之上，与使者相见却说：“请回禀秦君，小人不能入宫，非三日之后不敢与秦君相见也。”景监在一旁闻听，不解其意，焦急地说：“主公盼先生如枯苗望雨，急欲召见之，又何必再候三日乎？”公孙鞅解释说：“其实大夫知也，小人与秦君有三日之约，今方一日之始，若入宫拜见，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秦君也。待日后实施新法，又何以取信于万民乎？”景监闻听所言，甚觉有理，对公孙鞅之信是心悦诚服。那使者对公孙鞅如此守信，亦是钦佩，待回到宫中如实向秦孝公禀报一番。秦孝公听罢亦觉公孙鞅能如此守信，新法必行也，只好再候三日矣。
三日之后，秦孝公再次遣使，前往景监家中迎接公孙鞅。这次公孙鞅不再推辞，与景监一同蹬车入宫拜见秦孝公。秦孝公闻知公孙鞅到来，心中欢喜，亲自迎于宫门之外。公孙鞅见秦孝公如此诚意很受感动，上前叩拜说：“小人何德何能，受之有愧也。”秦孝公连忙上前将其扶起说：“寡人已侯三日，唯听先生赐教焉。”然后一同进入宫中。
秦孝公命公孙鞅与自己相对而坐，然后对公孙鞅说：“先生乃天下奇才也，寡人已知矣，岂能不委国而听之。只是以秦国之弱，当何以富国强兵，还请赐教于寡人哉！”公孙鞅闻听此言，见秦孝公的态度比三日之前更加恳切，便说：“主公之英明，小人岂能不尽其才，以报知遇之恩乎？”稍停顿又说：“小人以为，治国必先治民也，使万民皆能以国事为重，为国效力。何以使万民同心为国效力乎？当以封官予爵，赏赐利禄也。国家若兴盛，主要在于如何提倡农战。当今有些人谋求官爵利禄，不是依靠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以博得国君的欢心，从而使万民懒惰。万民懒惰，国家就没有实力，由此，国家就会衰弱。善于治国之君者，就是要设法教育万民要农战，以农战来谋求官爵利禄。不从事农战者，不得谋求官爵利禄。一个国家若能去掉空谈，民风就会朴实；若朴实之风兴起，就会避免淫逸懒惰之习。善于治国之君者，即使国库粮食充盈，亦不能放松农耕之事，使万民知农耕之重要。若使万民能专一农战，那么，官爵利禄就不能用花言巧语来谋求。官爵利禄不能巧取，奸佞之人就不易产生，国君就不会被迷惑。善于治国之君者，若能使各级官吏执法严明，不以个人意愿所为，就要制定统一的法度。万民按统一的法度而行，不敢营谋私利，国家之力量就能集中统一，这样国家才能强大。当今之世，虽然各国诸侯并立，但多数国君不懂这个道理，朝廷议事，群臣各抒己见，相互争辩不休，形成乱糟糟一团，国君亦不知如何是好。万民见巧辩亦可得官爵利禄，或弃农而学诗、书、礼、乐，或弃农而经商，或弃农而从事技艺。若如此不愿农战，距亡国之日已不远矣。圣人治国之要领，首先使万民安心于农耕。安心于农耕，万民就朴实，且易治理。人虽众，但易调动使用，便可担负起攻战守土之重任矣。”
秦孝公见公孙鞅侃侃而谈，甚觉有理，心中欢喜，便向前挪动一些插话说：“若依先生之言，欲治理好国家，当首先从何做起耶？”公孙鞅接着说：“凡是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建立起可行的制度，慎重执行施行的法令及严谨的政务，专一从事农战。制度的制定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民间的习俗亦要随形势而改变，以服从这个制度。执行法令严明，各级官吏就不敢干坏事；国家政务统一，万民就会听从国君的调用；专一从事农战，万民就愿意务农，亦愿意征战也。国家能否治理好，主要在于国君如何治理也。法度不明，执法不严，这样就会使国家混乱，乃国君自助其乱也。所以英明国君，不会如此自助其乱。一国之君，要执掌大权，而高居君位，首先要颁布法令，严查奸佞，赏罚分明。使万民深知朝廷官爵之尊贵，必会为国家竭尽全力农耕征战，以争取官爵利禄。而当今之世，各国国君皆欲治理好国家，反而助长了混乱。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助长混乱，而是他们看不到当前形势之变化，唯寻古法而行之，不知变法之要。所以赏赐一些不该赏赐之人，反招来更多的怨恨；刑法轻，无人惧之，反而使更多的人犯法。因而圣人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之法，不死守现状，而是按形势、民情变化来制定法令。所以，制定法令若不了解形势、民情之变化，就难以取得成效。因此，圣明之国君治理国家，要慎重考察形势、民情之变化，方能使万民专心于农战矣。”
秦孝公听到这里，又向前挪动一些问：“若依先生所见，治理国家之根本所在为何耶？”公孙鞅接着又说：“小人曾听说过：古代圣明之君，实行法治，万民就不敢有邪念；兴办实业，人才就可以从中选拔；赏罚分明，兵士就能力战。此三条乃治国之根本所在也。”秦孝公听罢点点头又问：“先生所言三条，当如何行之？”公孙鞅接着又说：“若行此三条，还要做到三点：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由君臣共掌之；信用，由君臣共树之；权力则由国君独控之。作为一国之君，若失去权力，国家危矣。君臣如果有一方放弃，或双方皆放弃法度，而任凭个人意志去办理国政，国家就必定混乱。所以，建立法度，明确君臣的职责权限，不以个人意志而损害法度，国家就会安定有序。君臣之间要建立相互的信用，不互相猜疑，是执行法度的基础。若能如此，国家就会得到大治，富国强兵可期也。权力由国君掌控，国君才会有威严；万民相信国君赏罚分明，而奸佞之人就无从产生。贤明之君要珍爱自己的权力，重视信用，不以个人意志而损害法度。国君如果只说空话，而不能论功行赏，万民就不会为国家出力；国君如果只是发布各项禁令，而不严格按罪行大小处罚，万民就会傲视法令，而不惧处罚。奖赏称为文治；刑罚称为武治。文武并用，赏罚分明，是执行法令之要领，因而贤明之君当实行法治。一国之君做到不受蒙蔽，叫做明；不被欺骗，叫做察。国君要做到明察，就要对有功者给予优厚奖赏，对犯罪者给予严厉处罚。实行奖赏之时，不忽视疏远之人；执行刑罚之时，不回避亲近之人。这样，臣下就不敢蒙蔽国君，万民就不敢欺骗朝廷。”
秦孝公听到这里，又向前挪动一些问：“依先生之言，当何以实行赏罚乎？”公孙鞅又说：“圣明之君治理国家，要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政令。统一奖赏，军队就无敌；统一刑罚，法令就能实行；统一政令，万民就能听命于国君。奖赏得当，就不浪费财物；刑罚严明，就不用杀戮；政令行之，万民就知道应当做一些什么。奖赏得当到了顶点，就可以达到不用奖赏；刑罚严明到了顶点，就可以不用刑罚；政令明确到了顶点就可以不用政令。小人所说的所谓统一奖赏，是指任何官爵利禄，不管什么人，只有凭借自己的战功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才能获得，没有其他的途经可行。所以，不论是聪明者、愚笨者、高贵者、卑贱者、勇敢者、胆怯者、有才者、无才者，只要一心一意为国君出力，皆能获得自己所应获得的官爵利禄。这样，天下英雄豪杰、社会贤良就会如流水一般涌向秦国。如此秦之军队将无敌于天下，秦之法令亦通行于天下，国势岂能不强乎？小人所说的所谓统一刑罚，就是指对应该实行刑罚之人，不分贵贱、爵位等级，从卿、相、大夫、将军，以及庶民百姓，凡不服从国君政令者，违反国家法令者，扰乱国家制度者，一律处死不赦。以前立过战功，后来又打败仗，不能因为前面的战功，而减轻处罚；以前做过好事，后来又犯了罪，亦不能因为做过好事，而减轻法度的执行。就是忠臣孝子犯了罪，亦应根据罪过的轻重给予应有的处罚，不能有半点姑息之情也。掌管法令的官吏，或其他官吏若私自不执行法令，将被处死不赦，并祸及三族（即父族、母族、妻族）。各级官吏同僚及在一起共事之人，若知同僚犯罪，而主动向国君举报者，自己可免于治罪，而且不论举报之人身份贵贱，皆可取代犯罪之人的职位，及田地俸禄。若知之而不肯举报者，则按同罪论之。所以说，实行轻罪重罚，及连坐之法万民就不敢触犯法令。这样日久，万民皆遵守法令，就可以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小人所说的所谓统一政令，就是指对那些博闻多见者、能言善辩者、仁义礼乐者、空谈修行者、私结党羽者、自称侠士者、清高自负者，不能给予官爵利禄，不许其随意议论政令、刑法，更不能让其独自立论，迷惑国君。对这些人要进行教化。对顽固不听教化者，当强迫其执行法令；对不肯执行法令者，给予严厉处罚。即使对那些确有学问、知识渊博者，以及为人厚道朴实者，若无功劳亦不能给予赏赐。这就是说，欲得到官爵利禄，踏入富贵之门，唯有那些英勇善战之人。如此，父子、兄弟、姻亲、好友、志同道合之人，便会相互鼓励，努力为国君效力、征战，屡立战功，以取得富贵。因此，轻壮者努力征战，老弱者努力守城；战死者不悔之，存活者仍激励征战。这是因为，人们追求富贵之欲望，皆是致死而止矣。富贵之途唯有战功，这样，万民闻听进行战争，不但无恐惧之心，反而相互庆贺，人们所歌颂、羡慕的唯有征战中的英雄。这就是小人所言的，教化到了顶点，就可以达到了不用教化的道理。这三种教化望主公行之。圣明之君并不一定知万物，只要能掌握万物之要领，可带动万物；治理国家亦是如此，只要掌握了治理国家的要领，就可以实现大治。而这三种教化，就是治理国家之要领，不必在这三种教化之外有所增加，亦不能在这三种教化之中有所偏度。要做好这三种教化，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依法杀人，不算残暴；依法奖赏，不算仁慈。这是因为法度严明所致。圣明之君是依据功劳进行赏赐，能者就有建功之机会，不愁得不到赏赐；对犯罪之人从不宽恕，奸佞之人就不敢生事。圣明之君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在于如何审慎地掌握、运用，这‘赏、罚、教’三字也。”
秦孝公闻听公孙鞅之言，不住的点头称是，不由自主地已挪动到公孙鞅面前，促膝相对。然后对公孙鞅说：“寡人闻听先生所言，是茅塞顿开。既然法令可依当今之世之状况而定制，就请先生为寡人制定秦国之法令也。寡人明日便可昭告秦国臣民，不管富贵贫贱，任何人不得违法矣。”公孙鞅见秦孝公如此之急，便去劝慰说：“主公勿急也。一国之变法，乃大事也，岂能朝夕而成乎？小人以为制定法令易，而实行法令难矣。要实行法令，就要在各级设置司法之官吏。这就要挑选那些精明能干、坦诚朴实之人而用之，使其学习法令，执行法令。若有敢违背法令者，当按其所违背法令之条款而处罚。若有离职，或死亡者，当立即遣人去学习法令，待在一定时间内熟悉、掌握法令后以接替去者。司法者对于法令，不得任意篡改，如有敢增减一字者，皆处死而不赦。司法者要依法教化于民，若各级官吏及庶民百姓对法令有不明者，当给予明确之答复。凡事法令皆需要设置副本，一副本置于国君大殿之中，一副本置于禁室之中，严格封闭起来。若有擅自开启禁印、入禁室者皆处死不赦。法令乃万民之生命，亦是国君治国之根本。欲治国，却不行法令者，如同人不愿忍受饥饿，却不肯吃东西；不愿忍受寒冷，却不肯穿衣服；想前往东方，却往西行一样，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的，这是谁都明白之道理。一只兔子在街上奔跑，百人皆追之。这并不是说百人皆能得到兔子，而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之缘故。市井之中，卖兔子者甚多，即使是盗贼亦不敢轻易去抢夺也。这是因为兔子已经有了明确的主人，归属已确定之缘故。由此可知，当兔子名分未确定之时，即使是尧、舜、禹、汤之先贤，亦会犹如奔马一般去追逐之，何况是普通人焉。但是，当兔子名分已经确定，就是再凶狠的盗贼，亦不敢公开抢夺也。而当今之世，法令不明，亦名分未定，故天下人就会对此加以议论。这种议论，因人不同，说法各不相同。作为国君，在上面制定法令，而万民在下面议论纷纷，这是因为，法令未能明确。由万民之议论代替国君之法令者，就是小人所言，名分未定也。在名分未定之时，即使是尧、舜、禹、汤之先贤，亦可能改变节操而做坏事，更何况普通之人乎？若如此，就会使国内奸恶之徒大肆泛滥，国君权势被剥夺，使国家逐渐衰落，直至灭亡。圣明之君必须明确制定法令，设置执法之官吏，作为庶民百姓之师，教化之，以确定名分。待名分一经确定，庶民百姓将皆成为谨慎、诚实之人，即使是骗子，不敢乱为，亦会变为守信之人。所以，确定名分是非常重要也，是实现天下大治之法也；名分不定，是使天下混乱之途经矣。因此，国家趋于大治，国家就不能发生混乱；国家趋于混乱，就不能实现大治。不用法令约束，而行为正确的人，在千万人之中不过一、二人也。因此，圣明之君是根据千万人之情况来治理天下。制定法令，必须使法令通俗易懂，使天下庶民百姓皆知法令之内容，用来约束自己。设置执法之官吏，作为天下庶民百姓之师，使庶民百姓不会因为不知法令，而陷入危险境地。所以；圣明之君在位之时，天下没有因受刑罚而死者，这并不是说废止刑杀，而是因为推行之法令，通俗易懂，执法之官吏能称为万民之师，以引导万民知法守法，使万民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用法令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避祸患，求福祉。这就是圣明之君治理国家之方法，以万民自治，而实现国家大治矣。”
当说到这里时天色已晚，公孙鞅便站起身来欲告退。秦孝公听得正专心致志，忽见公孙鞅站起身来急欲告退，心中不舍，便挽留说：“先生不必顾虑，寡人急欲听教诲之，可留于宫中与寡人同席共枕焉。”景监在一旁，知秦孝公兴趣未尽，便劝说公孙鞅暂留宫中向秦孝公尽言之。公孙鞅见此只好留下，景监告辞回府。
待景监走后，秦孝公设宴款待公孙鞅后，二人又促膝而谈，秦孝公直至深夜毫无困倦之意。就这样，公孙鞅被留在宫中，与秦孝公是朝夕相处，促膝而谈一连三日。待公孙鞅将腹中良言尽述之后，使秦孝公深深感到，公孙鞅确实是天下奇才，治国之良臣也。由此，坚定了在秦国变法的决心，最后对公孙鞅说：“先生数日之言，确实是富国强兵之途也，寡人变法之心已决，愿将秦国之兴衰皆委于先生也。待寡人上朝之后，向群臣言之。”公孙鞅见此亦是感动，连忙叩拜说：“主公果然是盛世明君也，小人深感知遇之恩，必将为主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矣。”
此时，秦国之文武群臣见秦孝公一连三日不上朝，不知出了何事，有的便入宫探听消息，闻知秦孝公正与一位叫公孙鞅的昼夜促膝而谈，皆不解其意。这日，秦孝公突然升殿，召集群臣议事。待群臣叩拜之后，秦孝公便向群臣言明，欲在秦国实行变法之事，群臣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欲知公孙鞅如何在秦国实行变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