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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天一说，路遥茶更香。
这时，农庐提到其祖父的“三济堂”《行商遗要》，再结合其父的万里茶路经历，他说道，那时分别对南下采办茶叶、北上销售茶叶进行翔实记载，这些规则必须遵守，其中，包括进入荆山峡州山区采办茶叶的准备，辨别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优劣的标准，加工各类茶叶的技术，运输茶叶通过各路关卡的税金比例，运送茶叶使用车、船或骡、骆驼的运费，甚至对各个茶行所用餐饮的费用是“行”内供给还是自备，均有规定。
农庐说，到了张家口，茶商们将茶叶或卖出或改变包装、运输工具，继续北运至恰克图。由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约2150千米，其中有400多千米是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
农天一感叹道，真是不易啊！
据《蒙古鉴》记载：“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有寒暑表以后，一官吏记下冬季严寒时的确切气温为-36℃，并记载人畜冻毙之情说：“本期京信，迟到五日，询知邮差，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
当年，农庐在多个县之间设了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古道上的南颐县青莲古镇的龙岩村，背靠云雾山，面临沮江，是荆山深处茶马古道的策源地。南颐县的第一支运茶骡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骡马帮的首领，就是一杨姓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茶号3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沮江两岸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茶叶70%产自峡江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之前，青莲镇主产黄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兼以红茶、绿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朝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此时，沮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数十个船码头，其中六七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三济堂码头、三德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不少外地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城昔日的繁华。
识香：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艰险难以用语言形容。
徐之楠曾经说过，到达恰克图，这是初期恰克图贸易的终点。“恰克图”的中文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一分为二，旧城划归俄罗斯，新城归中国。清朝在恰克图另建新市街，名为“买卖城”。但没多久，旅蒙商就跨越国界到俄国经商。
秦玉河谈到具体外贸生意，到达恰克图以后，茶商与俄商交换的主要是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
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至于俄国人、蒙古人如何嗜茶，俄国早有历史学家做过表述：“不论贫富、长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继续增长，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也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清朝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清朝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由于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茶就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楚地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在边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颐红茶。”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但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到了农天一的手上，此时的“颐红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龙形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南颐县供应，由地方巡抚监制。
因此，特别是上等的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边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
这时主要是以砖茶的形式行销边疆全域，边疆人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载，到清末民初，抗战期间，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神农发现茶叶、种植茶叶，再成为饮品，船运马驮、大漠戈壁，荆山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甚高。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
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
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古道，西风，瘦马，茶商，荆山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文化，并不断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