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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曜又道：“国营总署下暂时设立盐茶署负责盐、国茶、国丝绸的营运，文印署负责朝廷之造纸、印刷商业的营运，矿务署负责全国境内一切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总署成立后十年内不对外承包，刘彪你暂时兼任总署长！”
“臣领命！”刘彪起身拜道。
刘曜看向程昱道：“至于成立财政总署的合适人选，程昱你先与刘彪、陈群庆商议一下，交一份名单上来。”
“臣等领命！”程、陈、刘三人同时拜道。
刘曜为详细了解西汉与东汉的铸币权变化历史，以及五铢钱的发展历程。
他曾特地翻阅过不少档案典籍，更请教过桥玄、郭泰等正直之人。
所以，刘曜向刘彪、程昱、陈群庆三人陈述了有关国营、财政、银行三大总署的构思之后，重点把铸币与五铢钱的发展历史向三人简单介绍了一番。
自汉武帝创立五铢钱制之后，五铢钱开始日益兴旺。
然而，随着王莽篡权，五铢钱制也遭到了腰斩。
但五铢钱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它就像一头潜伏的巨兽，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又得到了重新崛起。
王莽多次变革币制，违背了货币流通的规律。
在他打出的“托古改制”旗号下，别出心裁一次又一次推行的新币制，大多难以投入到实际运行之中。
就那时的汉朝经济实际环境而言，五铢钱制是非常符合社会需求的一种钱制。
这种钱制比较适应那时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就五铢钱重量与大小而言，很便于流通使用，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即便在王莽统治时期，凡王莽钱币流通受阻之时，百姓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五铢钱，甚至在某些私下的场合中用五铢钱交易。
一直到刘曜建立楚王国，百姓们使用的仍然是五铢钱。
刘曜发行的代金券，依然只在少部分人手中使用，多数集中在跟百姓集团有关系的人手中。
根据刘彪与程昱三个月前的统计，目前楚王国境内有三百万百姓在使用百姓集团发行的代金券，多集中在南方。
刘曜称王后，下令只许百姓集团发行代金券和百姓集团钱庄发行银票，所以近几个月使用“纸币”的人数肯定又有所增加。
东汉光武十六年，即公元40年，东汉朝廷复行五铢钱后，加强了对铸币权的控制。
虽然社会上私铸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是官铸五铢钱基本上占有了统治地位。
《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时长安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椽，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
东汉早、中期，政权稳固，对钱币的铸造和流通之管理比较到位，因此即便少数地区有出现私铸，也能得到及时处置，兴不起大浪。
可是等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从汉灵帝上位开始，中央集权已受到严重冲击，朝廷一统铸钱的局面被打破，地方铸钱和私铸、盗铸现象加剧。
同时还出现一批善于投机取巧的“能人”，对官铸五铢进行着“外科手术”。
他们将官铸钱改造，使其变小、变轻。
桥玄就曾经告诉刘曜一个例子。
有能人用一根方木杆或方形金属棍子穿进钱的孔，一次穿约百枚或更多一点，将两端固定后，用沙石、砂轮等打磨钱币的边缘，以此可以得到数量可观的铜屑。
通过这样改造的磨边钱，重量会减轻三分之一左右，但一般不会影响到钱币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
磨边所获铜屑，将用作擅自增铸钱币的原料。
桥玄认为，这种对五铢钱的改造应该具有一定规模，很可能是某些有权势之人的所为，也有可能是地方上铸币机构的“杰作”。
朝廷对地方上五铢钱的磨边取铜听之任之，那么社会上又出现了更为便捷的改造办法。
剪子、凿子是民间常见的金属处理工具，剪、凿要比打磨更为容易，不少人以剪边、凿边等手段来改造五铢钱，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的剪边五铢钱、凿边五铢钱。
一般情况下，剪边钱、凿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点，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部分，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
剪边钱、凿边钱直径大多剩下不足二十毫米，重量多数减重到原来的五分之二以下，与磨边钱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经过剪、凿的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这些钱实际上是将五铢钱文对开了，当时就有称之为“对文五铢”的。
与对文五铢有密切联系的是环五铢，这是有的正规五铢钱被剪、凿成对文五铢后，剩下的环状边缘部分，当时就有人称此为“环钱”或“环五铢”。
一枚完好的五铢钱经过这样的剪、凿，似乎可以变成两枚钱使用了，真正做到了“一枚钱币掰成了两枚用”。
对文五铢的出现和顺利流通，又为铸造劣钱的人开通了一条新路，一些掌握地方铸钱业务的或专营私铸的，开始模仿对文五铢铸造出仅见对开钱文的轻小劣钱。
“严禁地方及私人铸造钱币，乃是朝廷接下来重点要抓的事情！”刘曜铿锵有力道：“必须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银行总署全权负责！”
程昱、刘彪、陈群庆听着刘曜中气十足的声音，知道这位英明的君主肯定又联想到了过去汉灵帝在位时期地方和私人大量铸币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
比如物价上涨，原来那些雇农被迫卖身给大中型地主，成了别人的奴婢，而普通的自耕农也被逼变卖耕地，甚至沦为他人的雇农。
原历史上，东汉后期，朝廷发现了地方铸钱和私铸、盗铸现象，努力加强对铸币权的控制。
为整顿币制，到灵帝中平三年即公元186年推出了背四出文的新式五铢。
但时过境迁，刘氏王朝已失当年雄姿，想要以足重钱来挽回五铢钱的败坏，已经无济于事。
《后汉书·张让传》记载：“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
刘曜觉得，必须将铸币权牢牢抓在中央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