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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的盐池可能是中国内陆中原地区唯一的巨型天然盐池。为了独享盐池之利，大明朝廷在前代的基础上，加高加厚了城墙，把整个盐池变成了城中之湖。
除了盐池，还有广阔的大海作为食盐的来源地。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产盐地都设有都转运司或盐科提举司。在此之外，朝廷还在各地设有盐茶御史，俗称盐道衙门，事实上成为各地盐业专营的最高管理部门。
然而，朝廷的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它们被傅崇奇一类利欲熏心的腐败官僚所掌握，成为了他们攫取巨额私人财富的工具。朝廷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有明一代的盐业岁入仅有前宋的零头，而且放进老百姓碗里的盐粒并没有便宜下来。袁世振在万历末年搞了一个纲盐法，成为了大明朝盐业专买制度彻底失败前的最后一次努力。
四川没有天然盐池，但有天然盐泉，自古以来便是食盐主产区。
古巴人很早就在三峡地区发现了天然的盐泉。虽卤水浓度不高，但仍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古巴人利用这些财富，与不产盐的楚地换粮，曾一度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军进入四川。为了打破巴人对食盐的垄断，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不仅指挥百姓营建了伟大的都江堰工程，而且还在百忙之余，顺便在成都附近挖出了几口卤水井，成为了四川井盐的开山之作。
盐井在宋代出现了技术革命，井盐产量越来越大。卓筒井使用了冲击式顿锉法，在井口直径减少的同时，使井深加大。目前富荣地区最深的盐井，已经达到了百丈的水平。
食盐专卖虽说是众所周知的暴利，但暴利的来源不是刚需，不是成本，也不是产量不足，仅仅只是国家这个暴力组织对它的强力垄断。因为人人吃盐，暴利也来自于人人，所以食盐专营的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难以回避的人头税。
暴利既然来自于专卖，那么任何走私行为都是对食盐专卖制度的破坏。
食盐专卖遭到破坏，得利是部分人，损害却是产业链上的所有人，包括私盐贩子。因为私盐走私犯获取的利润，来自于正盐销售价和私盐成本价之间的价差。正盐价格被私盐价格冲垮，那么这种价差缩小甚至消失，也会使私盐的存在丧失土壤。如果有人上奏朝廷取消私盐专卖，那么反对声音最大的，必然是私盐贩子。正盐与私盐，就像一对伴生的双子星，一个在明处，另一个永远在暗处。正如野的和专车一合法，正租必然上街示威一样。
大明朝的食盐专卖制度，到了崇祯十四年秋已经完全失败了。
以四川为例，数以十万记的盐引卖到了盐商手中，但是盐商根本不提货。盐商不提货，朝廷也就无法发出新的盐引，也就丧失了盐业专营的红利，这种现象被称为“盐引壅塞”。那为什么盐商不提货呢，是没有市场、或者是市场被外地盐冲击了吗？显然不是。四川井盐的成本虽然高些，但是杂质少，色白味纯粒细，没有苦味，比起海盐来，品质高出数等。再说盐是大宗商品，运输仓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较高，江淮海盐运到了四川，豆腐也盘成了肉价钱。所以自古以来，川盐与淮盐的竞争中，在南直隶败多胜少，在湖广、江西市场有胜有败，而在四川本土市场，从无败绩。
盐商不提货的主要原因，其一便是因为私盐盛行的冲击。盐商提货，除了已经支付的盐引成本，还要补交官府为了搜刮盐利，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设立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总称为“浮费”，浮费到底有多少，恐怕任何人都说不清，总之是“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如此一来，正规食盐的总成本迅速攀升，导致他们根本无法与相对廉价的私盐竞争。
化解了罗姑娘的担心，洪其惠立即在朝会上谈到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盐。
他的建议仍是包揽，以四川七百万人计，每人每年十斤，则需要七千万斤。若每斤加税二十文，则年入白银一百四十万两。四川盐税总额为七万九千多两银子，但各类浮费高出不少，具体包揽数字还要通过谈判去争取。若是包揽了盐业，减去正税和浮费，王府依然还有巨大收益。
洪其惠对盐业的主张，激起了一帮王府官的兴趣。他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甚至不知何人竟提出，利用雅州到天全的茶马古道进行食盐走私。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既然茶叶可以走私，为什么食盐不能走私？
……
面对大殿里的叽叽喳喳，朱平槿没有说话，他进入了思考状态。
盐是朱平槿早就关注的对象。早在他决定通过雅州茶叶走私时来赚取人生第一桶金时，他就把盐纳入了自己的视线。为了不过分触动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招致他们的过快反击，当时朱平槿没有过早地触碰盐业。这大半年来，与盐相关的信息点点滴滴，逐渐丰富，为他描绘出一副四川盐业的真实图画：
除了川东云阳、大宁地区的天然盐泉之外，四川主要的盐种为井盐。井盐存在于四川和云南，四川又是主产区，产量是云南的十倍。四川盐井的分布范围很广，荣县、富顺县的贡井、自流井地区，犍为县和南部县并称三大井盐区。此外还有很多小的盐井，比如蓬溪、射洪、乐山等地都有盐井分布，甚至在成都东面左护卫的地面上，靠近龙泉山边，便有一座月产井盐数百斤的小盐井。朱平槿每天饭食中的滋味，大部分便来自于此。
朱平槿可以做私茶贩子。因为蒙顶茶山是他家的，买方是藏地的商人，买卖双方近在咫尺，近乎于一种点对点的大宗对口易货交易，唯一的阻碍便是飞仙关的一道税卡。私茶贸易，既没有冲击国内市场，更没有影响千家万户的生计。朱平槿从藏地外藩搞来银子和马匹，不仅自己获利丰厚，而且大力支援了官军的剿贼战争，所以就算是刘之勃这等刚直朴忠的士大夫，对此也很难得地保持了默认。
但朱平槿作为蜀藩世子，他不能做私盐贩子。
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
在大明官府和民间两个层面，私盐贩子的名声都极臭。黄巢和王仙芝两个大反贼都是盐枭出身；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更是打败私盐贩子张九四才立的国。所以在官方文化里，私盐贩子是仅次于流贼的存在，罪名相当于朱平槿前世的“武装贩毒”。在民间文化里，私盐贩子也与盗贼靠上了边，俗称“盐枭”。也难怪，因为要逃避官府的围追堵截和大明的严刑峻法，所以私盐贩子必须手持利刃；因为小规模贩盐极不经济且不安全，所以私盐贩子经常成群结队。一大群手持利刃的人，当然会忍不住干出一点出格的事情。如果朱平槿利用王府的旗帜武装贩盐，成为四川最大的私盐贩子，短期可能会获得一些经济效益，但当消息普遍传开，那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四川的官员百姓会对朱平槿敬而远之，而朝廷的官员将有什么激烈的举动，那很难预料。
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
朱平槿的经济目的，是通过食盐专卖，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以便支持他在各地的军事开销。如果朱平槿自己贩卖私盐，破坏了食盐专卖的政策，使百姓心目中产生了食盐廉价的印象，那么将来朱平槿想重新建立食盐专营体系，必定会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所以那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愚蠢做法。
洪其惠说的对，欲攫取盐利，必须包揽盐税、严厉遏制走私。打击走私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降低正盐的销售价，使私盐无利可图；二是厉行查禁，增加私盐的违法成本。
降低正盐的销售价，除了降低成本、减少税收、增加产量，还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物流成本。这必然损害到盐业利益链条上众多寄食者。
厉行查禁更难。查禁无非在产、购、销三条路径上下手。“产”就是在井口这个最直接的源头上着手。收税的人在井口坐着，卤水一出来，立即称量征税。但盐井口小隐蔽，跟房前屋后开掘的小煤窑一样，基层组织不健全很难知道；“购”就是允许私人生产，但产品只能卖给专卖机构，专卖机构加税后再卖给私人商贩。这难免会使一些偷偷煎出的私盐流向市场；“销”的事情就多了，四川所有的盐商都要变成官商，私人资本要全面退出私盐销售领域。
攫取盐利，增加产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傅崇奇的管家交出的账册文件显示，四川的食盐总产量尚且不足七百万斤，川内人均不足一斤。若加上广泛存在的私盐，实际产量翻一倍也只有人均两斤。难怪朱平槿在崇义庄吃饭，杨大爷为他准备的饭食中，是那么的少盐寡味！要增加产量，只能加大盐井的开凿量。而盐井的开凿，在这个时代那是绝对的顶尖科技，属于高政策门槛、高技术门槛、高资金门槛的三高产业。排除了私人资本的参加，就会将把私人技术一并排除在外。
洪其惠的建议，还只是一个白纸上画的大饼，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朱平槿微笑着对洪其惠的建议点头赞许，他心里已经立即决定，先将傅崇奇的管家从牢里要出来。另外从廖大亨处跳槽过来的李师爷，也是一个可用之人。
这时，一个小太监从殿后匆匆进来，将一个红皮本呈给了在宝台左侧负责记录的王府办公厅首席文案程翔凤。程翔凤签收之后，扫了几眼，立即呈报给朱平槿。
红皮本，是塘报，即军事文件。按王府规矩，红皮本那是随到随奏。朱平槿翻开一看，是贺仇寇、田骞和刘三根联名上奏，他们报告，接到监纪同知方尧相随从的急报，方尧相及随从遭到了富顺、荣县的盐商围攻殴打。三人决定，趁机出兵富荣，顺手将路上的内江、隆昌、荣县等地控制起来。事态紧急，机会难得，他们三人不得不边行动边奏报。
目前他们进军极为神速，已经占领了内江、隆昌、荣县等地。去年底献贼分兵肆虐川南，荣县知县孙光烈被献贼虏去，不知所踪；南溪知县朱由援跳城出逃；隆昌知县杭为箕弃城而走。汉阳人秦民汤刚刚到任荣县令，闻王府军到来，他于城门外泪涕直流，长跪拜舞，口称“臣恭迎王师！世子千岁千千岁！”
这时又有一个小太监出现。他禀报，巡抚廖大亨和巡按刘之勃在承运门递本求见。
抚、按同时求见，多半与盐商暴动之事有关。朱平槿暂停了朝会，决定先见了两人再说。
“说曹操曹操到！”朱平槿感叹道，或许这正是包揽盐税的好机会！
注一：据万历四十四年户部尚书李汝华的记载：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各有奇。以上合计116.8万两。四川、陕西解往边镇的盐课银额，合计约11.2万两。
崇祯皇帝在崇祯三年也想整顿盐业，但很快失败。
所谓“纲盐制”的内涵是：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每引折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分，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银三两，共计六两六钱四分，折合盐价约为每斤二十二文。请注意，这只是盐引这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特殊有价证券的官方价格。有网文将其直接认定为官方盐价，大错特错。
注二：没有查到明末四川盐产量的数字，所以响木不负责任的参照了顺治八年的数字。但明末四川的主要盐产地，依然是川东盐泉。清初，四川井盐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到康熙二十五年，川盐收购量已达5000万斤。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减，本省食用绰绰有余。
但上述的“爆发式增长”，是以明末数据为基础，还是以清初数据为基础，是产量迅速恢复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增产，响木所见的所有史料均含混不清。响木个人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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