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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2月18日来源：进入论坛点击数：101我要评论【收藏】
提要：唐军打下长安后四面是敌。其他地方都打胜仗唯有西线吃紧。李世民带着窃取的平阳公主军队战薛举，连吃败仗。太子建成不得不弃大好机会，停止对洛阳进攻，回师将刘文静等交给李世民以救西线战局。王世充得苟延三年，国家人民都得多受重大损失。即使如此李世民仍惨败，刘文静等当了替罪羊。刘文静死,李世民是最大的嫌疑犯。薛秦内溃使李世民得以成功，此前始终胆小如鼠。唐秦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得利的是地主阶级。战祸所及唐区人口损失惨重，陇西凋敝，李世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竟还吹出大败薛举问天子有降事否的神话来。
武德元年（公元617年）七月李世民兵败泾州不算新话题了，好早有人意识到了。《旧唐·高祖本纪》承认“秋七月……秦王与薛举战于泾州，我师败绩。”李世民纪亦称“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旧唐》是唐遗老所写，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给李世民抹黑，只可能尽量淡化李世民的责任和损失。在旧传中就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了。《薛举传>
太宗（李世民）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墌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举军取高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损失之惨重，对唐之危害，一清二楚。但责任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李世民却一贯正确。但却无法自圆其说。据说是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轻率冒进。如此当是败于进攻。然“恃众不设备”又表明是受了薛举的主动进攻。
文静传》、《殷开山传》大致相同。但《刘文静传》说是出军争利而败，《殷开山传》说是耀武以威而败。都回避了“恃众不设备”之说。
唐》完全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高祖本纪》称刘文静败绩。李世民纪称“太宗（李世民）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鉴》兼收并蓄，承认恃众不设备，又指出“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一说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一说“恃众不设备”。我们该相信那一个呢？
答案只能一个，不是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只能是恃众不设备。唐兵强，兵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还有专门探讨。这儿只指出一点，《刘文静传》里，据说李世民告戒刘文静、殷开山：：“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那么好极了，这是李世民自己承认，薛举弱，唐军强。既然如此，就算李世民坚壁不战，以老敌师是上上上策。那么刘文静、殷开山出战争利，仍有极大的胜利把握，充其量代价大一些——仅仅是一些，决不至于会有士兵十死五六，京师骚动之虑。实在也看不出唐军不趁人多势众，兵强粮多，敌军粮少兵疲的机会，有非坚壁不出的必要。唐军何尚不有师老之虑？《通鉴》说薛举潜师掩袭其后当是事实。
所谓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出战争利。纯是谎言。诿过于刘文静、殷开山而已。到后来又把自己吹成唯一正确者，似乎照自己意见办就不会失败了。
不过还好，封建史家中，总算还有人承认李世民打了败仗。《旧唐》本纪作者不能不承认。但欧阳修就不一样了，为了把李世民尽量神圣化，就把过错完全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
现在也有人意识到李世民打了败仗诿过于人。但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不然本人就没有必要写本文了。
李世民义宁元年十二月之败与伪造的胜仗
李世民战薛举打败仗绝不仅在武德元年七月浅水原。浅水原实在是败得不像样子，包不住了，才在历史记载中不得不保留下来。
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早已说过李世民本没多少军队，他的军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刚到司竹时，平阳公主有兵七万，加上李神通、段纶共九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三万。因此估计平阳公主军队发展到十万是恰如其分的。长安下，李神通去了东面，段纶被抹煞，但笔者知道他与后来被李世民杀害的襄武王李琛、及被李世民囚禁的赵郡王李孝恭，去了巴蜀，这儿不论。而李世民则西去对付薛举。《通鉴》称：“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謩、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
显然李世民是军事总指挥。
姜謩在《唐高祖起义晋阳》说过，最早追随高祖起兵，为高祖器重，他也认高祖必为拨乱之主，以身相托。《旧唐·姜謩》“时薛举寇秦、陇，以謩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謩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果然取得了成就。《通鉴》说，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酉，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璡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萧瑀既然进京做官，军队自然交了出来。姜謩显然是做政治工作的。萧瑀军队不是直接交给李世民，便是交给窦轨，也就是间接交给李世民。扶风太守窦璡降后参加了战薛举。
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本传：
高祖入长安，以湋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唐》大致相同，只是没说二万人。
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萧瑀、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八总兵皆败”可看出，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
另有那个李安远，高祖攻绛郡，与陈叔达一起被俘。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从“右”字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吧！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天子有降事乎？>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还使京师骚动！
谎言终究是谎言，难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至多只能想象，唐占领长安后，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唐捷足先得。薛仁杲为快，先只带了少数兵来，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谁胜谁负很难说，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薛仁杲回去后，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唐·纪》均避而不谈。太子、齐王芝麻大的事，有的还是捏造的，也要大书特书。
真实情况只能是：李世民战薛举一开始就不顺利，先窦轨败，尤其后来刘世让兄弟败没。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绝不可能从西线抽身。西线吃紧！
可是太子东向打到洛阳城下，据说又是李世民的功劳？！
冒牌的东进元帅
鉴》说：义宁二年正月“戊辰，唐王（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戊辰是正月二十二日，离所谓的大败薛仁杲仅三十五天，离窦轨、刘世让败没，最多二十几天。
李世民什么时候从西线抽的身？他能抽身吗？京师至东都850里，至扶风390余里，加上据说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后的追奔至垅坻，这来回路上时间大概就需二十多天。他怎么可能弃窦轨、刘世让之败局于不顾，匆匆而东，到了洛阳城下又不攻，又匆匆而西，再去战薛举？他在打游击战吗？
唐》李世民纪，更是说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对太子建成提都不提。前已说过，所谓的大败薛仁杲后，离年底只有十三天了，如加上窦轨、刘世让之败不到九天了。他是机械化部队吗？
自古以来，两个元帅当家，不如一个元帅做主。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唐高祖，每次派太子建成为元帅时，总又要派李世民？难道高祖不知道，一支部队出两个元帅是打不赢胜仗的？西河之战说是太子建成与李世民一起去的，更有说是李世民去的。现在又是这样。
实际只能是李世民一直在西线对付薛举，根本就没去过东线。建成为左元帅东向洛阳，李世民为右元帅西战薛举。《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当时左是东的意思，右是西的意思，左比右大。两个元帅各顾一头，这才合乎军事常识。一头去了两个元帅，另一头才打了败仗，却军无统帅实在荒谬。
所谓李世民东向洛阳的功绩，全是掠太子功绩为己有。至于正月二十二日不过是封元帅而已，人早就去了。正好像“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通鉴》），不等于齐王那时才去太原。
打到洛阳城脚的是太子建成，招谕东都的也是太子建成。
太子建成在唐高祖从河东渡河到长春时，就去永丰仓。刘文静、王长谐均为所隶。后来消灭了屈突通主力，唐高祖认为屈突通已不足虑，就让太子建成选精兵，西向长安，参加了攻长安。留下了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等对付走麦城的屈突通。后刘文静等打败了屈突通，桑显河降唐，屈突通兵败被俘，刘文静等就朝东打去。此时京城已下。唐高祖让李孝恭、李瑗、段纶等南下巴蜀，让李世民西向对付薛举，而太子建成率军东向打到洛阳城脚。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从洛阳退兵时，派刘弘基于三王陵设伏，败段达的也是太子。刘弘基原是左三统军之一，一直追随太子。只是逼近河东县时，奉高祖之令，与殷开山、王长谐先过黄河，后来在渭北收揽了六万军队，成了弘基六士中的佼佼者。可《唐书·刘弘基传》居然称：“从太宗（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璎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通鉴》也称“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馀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全是谎言，把太子的功绩记在李世民功劳簿上。
把刘弘基说成是李世民的人。把经略东都说成听命于李世民，所谓从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也根本不是事实。刘弘基在下长安前，转战渭北，虽略地至扶风，接着便屯长安古城，耀军金光门，败卫文昇。与李世民毫无关系。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和《唐高祖起义晋阳》中都已说过。
置新安、宜阳二郡的也是太子。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的，仍是太子。
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任環与太子早就受高祖令，于河东结雄豪。史万宝与李神通一起起兵，正合乎李神通东向。吕绍宗在高祖过黄河时围攻河东（蒲坂），此时亦已东向。盛彦师据《旧唐》本传：“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
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所以《新、旧唐》均称：“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
太子军到洛阳城下：“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最典型的便是：“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回师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有的收编了、有的遣散了、罪大恶极的镇压了。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攻下后所得甚多，即使不能守，再退出去也来得及。
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以至又拖了三年多。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还未计入内。
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刘弘基、刘文静、殷开山都去了西线。
答案只有一个：西线吃紧，李世民快顶不住了，不得不向高祖讨救兵。高祖只好放弃东都，撤回太子，调太子军队去救李世民，对付薛举。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此话算是有些真理，但就是因为他打败仗才“未固”。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关中受薛举威胁，不能归罪于李世民。”——此话毫无道理。首先李世民不是说薛举打得想投降了吗？那就是疥藓之疾了。李世民自己的话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另一方面，关中不是光受薛举威胁，还有更大的威胁，被人打败了，从而解除了威胁。这可见拙作《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这被后世封建史家完全抹去了。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喜欢，因为这使他相应见拙。
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势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致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易相信他的各式谎言。但如说三月退兵就不一样了。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如果三月不退兵多好，正好利用隋炀帝死后，人心浮动，打下洛阳。不了解真情的人也会感到惋惜，就会质疑当时撤兵是否是个错误，会引导人们去探讨。而李世民恰恰是经不起，也不愿让人们去探讨的。而多少了解西线吃紧，李世民打不赢薛举，才被迫退兵的人，更会埋怨李世民，都是他造成了洛阳未下的后果！
这次撤兵的确使唐失去了攻下洛阳的大好时机，实在可惜。后来王世充成了顽敌。迟迟不能结束的战祸，使中国百姓不知多受了多少苦难，多死了好多人。如果唐军下了洛阳，两大首都都在唐手，又遇到隋炀帝死。唐朝无疑会被人们看成正朔，天下将很快统一。不但对唐有好处，对中国、对百姓都有莫大好处。这样的道理，太子建成不会不懂，唐高祖也不会不懂，李世民也不会不懂，因此太子退兵当是三月，还不知道炀帝已死。否则西线再吃紧，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如正是四月已知炀帝死而退兵，那一定是李世民在西线已败得不像样了。我倒还不这样认为。
薛举究竟有多少军队？
读唐史时经常会遇到的便是，唐朝对手的军队就像牛皮糖一样，可以任意拉长，也可以任意缩小。关键是要看李世民的需要，薛举自然毫不例外。
据《新、旧唐·薛举传》早在薛举“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后来袭破唐弼“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
有那么多军队，在义宁元年十二月，据说的被李世民打败后问降，那实在是奇事了，一定军队伤亡略尽了。可《新、旧唐·薛举传》称：仅“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纪则为“追斩万余级”。有没有如此现不问了。就算一万人吧！那三十万除去一万，还有二十九万。怎么就要投降了呢？说谎者总难免按倒这头又翘起那头。
唐》李世民纪说，义宁元年李世民的“胜仗”中“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这儿说的是参战数，不是薛举军队总数。后来七月之败后，六月再战薛仁杲“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
但事实上薛举根本不可能有三十万军，连十余万都是夸大其词。
我们先考察一下薛举的人力资源。
薛举所据有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枹罕郡（今甘肃临夏一带）、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一带）、浇河郡（在今青海）、天水郡（今甘肃天水一带）。
据《隋书·地理志》在大业五年极盛时共有户口如下：
表一：
郡名县户
天水郡>
金城郡>
西平郡>
枹罕郡>
浇河郡>
————————————————————
合计>
大业五年全国共有户8907546，口46019956。平均每户有5.16人。以五人一壮丁计，这五郡共有壮丁近八万。——但这是隋朝极盛期，还以户均人口与全国平均相等计。实际陇西贫瘠户要小些。
隋炀帝、裴矩，耀威、夸富、开边，陇西消耗极大，人口当减少。
后来又经过战争，人口将更加减少。据《隋书·炀帝纪》大业九年“灵武白榆妄称‘奴贼’，……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大业十年“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与隋战，后来又与薛举战。大业十三年“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举率众反，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攻陷陇右诸郡。”不久李轨又反，攻陷河西诸郡。据《旧唐·薛举》“举命其将常仲兴渡河击李轨，与轨将李赟大战于昌松，仲兴败绩，全军陷于轨。”薛举“初，为金城府校尉。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饥馁加战争都是要减少人口的。薛举就是靠郝瑗起家的。在他以前“有宗罗睺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与隋将皇甫绾战，大败之。战争双方伤亡都将使人口减少。依次攻下各郡县，后来举子仁杲进围秦州，仁越至河池郡，为太守萧瑀拒却，又得减少人口。但以战李轨常仲兴全军覆没损失最大
所以从薛举人口资源来看，即使每个壮丁都给他当兵，也不会超过八万。何况有的给其他人当兵，有的成了他敌军，有的逃亡与死亡，有的地方是征兵死角，他的官吏也得占去一定壮丁数。
有一些羌人降薛举，但也不过二万人。
唐弼军后为薛举并。唐弼军原十万。就是这十万全并入薛举军，也不过十几万，实际唐弼与薛举战过，且是薛举劲敌。与隋军战过。唐弼就是在隋与薛举夹击下败的。后来唐弼准备降薛举，他遇入了困境，如非已残破岂肯降薛？结果又被薛举袭破，其能入薛举军的不会多了。而在袭破唐弼前，已大大夸大了，称其“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至少得打个对折。
而据《创业注》：
十二月，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破贼帅唐弼于扶风，自称天子。初，弼遣使诣帝归款，投状扶风郡，而为薛举所围。帝遣援兵往扶风，未至，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弼遂被郡守窦璡所杀。
唐弼并没有想降薛举。而是降唐。因此所谓薛举尽并其军，不是事实。唐也得到了唐弼军。刘世让就“自请安辑，许之，俄得数千人”薛举就是比唐得到的多，也多不了多少。
薛举所据五郡，按大业全盛计，男女老少最多三十余万。怎么凑得起三十万军队？就是凑齐了也养不起。在合理的解释便是薛举男女老少总共三十万。如以五口一壮丁计，最多有壮丁六万。考虑到种种损失与扣除不到六万。加上羌族两万，唐弼余部等，笔者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中，估他最多有兵七、八万，决不是贬低他。而且那得妇女、儿童、老人、残废每三个养一兵，这已是极重的负担了。
李世民说薛举三十万军完全是夸大其词。十三万也是夸大其词。目的一是为了掩盖自己败绩，为自己败仗开脱。而是为了夸大自己战绩。
也许有人说，李世民说三十万可能并不是指兵，因此不算谎言。——这总算是退后一步了。但武德元年九月战薛举，总说过有十几万兵吧！这不是大大夸大了？加上他还要战李轨，还有其他用兵处。那就是说有三十万兵了。后面将说到，李轨抢占了他一大块土地。李世民七月兵败是持众不设备。如薛举对付唐有三十万，那唐岂不得有五十万六十万？那是在发疯！就是说薛举对付唐有十几万，唐也得二十几万也不可能。如真的唐有那么多军队，又十死五六，那李世民之罪就更大了。
一般估计薛举对付唐的军队，不会超过五万人。
李世民的军队就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克长安前已有约十万。克长安，隋军无斗志，消耗不会多。也可以从俘虏中得到补充。李世民又有平凉留守张隆、河池太守萧瑀、扶风窦璡、汉阳等郡降军。刘世让两万，姜謩、窦轨也有不少军队。总之在人数上李世民一开始就占了优势。以众敌寡是不容争议的。可他老打败仗。一开始就把刘世让两万送了，又把窦轨送了，居然还有脸吹嘘打得薛举问降了！
从《地理志》看真相
张隆以平凉郡归唐。但后来平凉落入薛举手中。《旧唐·地理志》称：“原州中都督府隋平凉郡。武德元年，平薛仁杲，置原州。”平薛仁杲是武德元年十一月，这表明平凉郡已经易手，被薛举夺走了。而且不是武德元年七月兵败，才被薛举夺走的。不然，唐高祖五月登基改郡为州，平凉也应改。没有在那时改，表明平凉失守是在义宁。李世民在义宁就丢了平凉。
平凉原有五县，薛举败，回到唐手三县，失会宁、默亭。
又“泾州上隋安定郡。武德元年，讨平薛仁杲，改名泾州。”安定郡也被李世民丢了，也是义宁中事。安定郡原有七县，回到唐手后只剩下五县。另有朝那、华亭不在了。
失去的县哪里去了呢？《旧唐·地理志》告诉我们：
陇州上隋扶风郡之汧源县。义宁二年，置陇东郡，领县五。武德元年，改为陇州，以南由县属含州。四年，废含州，复以南由来属。……旧（贞观十三年）领县五。
原来华亭划到陇东郡去了。陇东郡义宁二年所置，当时就有五县。汧源、汧阳、南由、长蛇、最后一个就是华亭了。
武德元年，置含州，领南由一县。四年，废含州，以南由县属陇州，仍五县。为什么要分陇州置含州，下面将说明，反正不是好事。
原来如此！我们已可判断出安定郡，即泾州，失于义宁二年。下面将会说到其郡治安定县尚存，处于长期被包围状态。除华亭外，其余县都丢了。唐高祖只好把它划入陇东郡。汧源既属扶风郡当然李世民得负责。李世民不是吹他在扶风大败薛仁杲吗？怎么近在咫尺的安定丢了？
平凉郡在安定郡西，应比平凉先失。李世民不但在义宁元年打了败仗，进入义宁二年又先失了平凉郡，后又失了安定郡大部。
会宁县出现在会州。《旧唐·地理志》称：“会州上隋会宁镇。武德二年，讨平李轨，置西会州。”平凉失后直至薛仁杲败，唐尚未收回来。落入李轨手里。
西线形势如此，他能离开到洛阳去吗？
所以说，笔者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说：李世民早在唐高祖登基前，跟薛举战，快顶不住了，一点也没有贬低他，甚至太抬举了他。太子建成只好从洛阳城脚，匆匆而回救急。把军队交给他，先刘弘基去支援，后刘文静去支援，换来的是七月之败。唐朝两大主力损失惨重。八总管皆败，士兵十死五六。刘文静、殷开山当替罪羊，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当了俘虏。
可李世民不但吹出义宁元年十二月大败薛举，还说打到洛阳的也是他，正是死不要脸！！！
唐弼据汧源，刘世让安辑唐弼余部被俘，也当在扶风郡汧源一带。长道属汉阳郡，姜謩、窦轨败后引还，只有鬼才会相信汉阳郡没失地。至于扶风郡有没有失地就不深究了。
李世民自以为历史可以由着他涂抹，他兵败的细节是没法考证了。但他没想到一部《旧唐书·地理志》、一部《隋书·地理志》把他的谎言全揭穿了！即使今天没有我这个跨千纪恶魔，今后还会有更大的恶魔来揭穿他。
大业五年，平凉郡有27995户，安定郡有76281户。对唐是个大损失，对薛举是个大胜利、大收获。薛举原来所统五郡，大业五年仅七万余户。现仅此两郡，扣去未落入薛举手中的部分，薛举所辖户口至少翻了一番，何况还有其他郡有土地落入他手中。无怪乎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他可以在义宁二年四月得意洋洋地称帝了。——这些还都在七月之败以前。薛举后来又有七月的大胜利，所以他死后，薛仁杲可以谥他武皇帝恰如其分，自己竟可以在折墌称帝。折墌正在安定郡。不过薛仁果未能在郡治安定称帝，说明安定（今甘肃泾川县）还在唐手中。下面将说道，安定被包围，由刘感死死守着。
七月大败前，李世民军次高墌城，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属安定郡，在郡治安定以东。这也正足以说明安定已被包围，当时李世民大概想为安定解围。但《通鉴》等称“薛举进逼高墌，游兵至于豳、岐”，已威胁到北地郡（豳州，原属北地郡）与扶风郡（岐州）了。七月大败，高墌也丢了。薛仁杲进围宁州。宁州，隋北地郡，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
豳州乃于义宁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水两县置新平郡。武德元年改州，州治今陕西旬邑西。后改邠州，音未变，均读bin。这次分置郡与李世民打败仗有没有关系，就不讨论了。歧州——扶风郡，州治今陕西凤翔县，有扶风、宝鸡、岐山等县。薛举已兵临城下，逼近长安。
长安震动！唐军两大主力死亡过半。唐朝到了极其危急的境地，薛举正想发兵攻长安，遇疾而死。据《薛举传》：
举军取高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但唐朝所以没有覆没，也不仅仅薛举病死。而是除了太子的第一野战军，与平阳公主的第三野战军外，还有第二、第四野战军。李世民与封建史家的篡改历史，使人们知道很少，甚至完全抹杀。这将在《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与《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中讨论。但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已说过，梁师都本将覆灭，因此而苟延残喘十一年，并长期引突厥入寇。
李世民败于薛举，尤其七月之败，不但给唐朝，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
畏缩不前胆小如鼠
刘文静、殷开山当了替罪羊，李世民得以开脱罪责，于八月己丑（十七日）再为元帅击薛仁杲。
唐高祖远交近攻。“与李轨共图秦陇。遣使者诣凉州，召抚之，与之书，谓之从弟，规大喜，遣其弟懋入贡。上以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
李世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重返西线后，畏缩不前，胆小如鼠，屯兵高墌，龟然不动。据《通鉴》：
世民至高墌，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之；罗睺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
这纯属诡辩。对如何击败薛仁杲，他心中根本就没数，纯属怯弱行为。可他竟把这作为大智大勇的根据。后世封建史家也大加宣扬。
李世民按兵不动六十余日。如果这六十余日中，没有别的事或许另当别论。可在这六十余日中，唐军到处受到薛仁杲的攻击，连打败仗。李叔良败、窦轨败、刘感死、常达被俘，李世民都见死不救。难道这不叫怯弱，反叫奇谋良策？！对这几路败仗《新、旧唐书·薛举传》中均闭口不提。
鉴》称：“甲寅（九月十二日），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不利。”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帅二十五天。
庚申（九月十八日），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击薛仁果于宜禄川，斩首千余级。……薛仁果屡攻常达，不能克，乃遣其将仵士政以数百人诈降，达厚抚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降于仁果。达见仁果……
这个常达我们见过。《唐高祖起义晋阳》说过，他于霍邑之战中，因有人兵败，导致他失踪。他既然到李世民战区当地方官，当原是李世民部下。常达倒打了一次小胜仗。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帅三十一天。但五天后又被薛仁杲俘。城自然丢失了。丢的什么城？未说。但常达既为陇州刺史，自然失的是陇州。李世民见死不救。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分陇州置含州了！含州只领南由一县。——那是陇州丢了，只剩下南由县了！唐高祖只好把剩下的唯一县，升为含州。后来薛秦败亡，含州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武德四年复归陇州。可李世民居然还指责唐高祖置州县太多，加重了百姓负担。对此的驳斥见《唐周历史研究之十：谁并省了州县——揭穿李世民又一谎言》。——陇东郡改为陇州于高祖登基时，《地理志》得到记载。但后来失去就不提了。平凉、安定原属唐，先失，因此高祖登基未能改州。对以前属唐也不提了。如是别人失的岂会不提？丢失了将近一个郡，包括郡治，李世民居然无动于衷。开始常达打胜，他也未趁机扩大战果。
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仁果围之。城中粮尽，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
刘感食尽必被围很久了。可李世民仍见死不救。但长平王李叔良倒来救援了。
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泾州，仁果乃扬言食尽，引兵南去；乙卯（九月十三日），又遣高墌人伪以城降。叔良遣感帅众赴之，己未（九月十七日），至城下，扣（漏“门”字），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
李世民仍按兵不动。刘感兵败，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元帅三十天。或许有人会说：“李世民既为元帅。李叔良或许就是他派去的。”但这样一来李叔良、刘感败，就应该是李世民败了。实际情况是，李世民已下了死命令：“敢言战者斩”。李叔良是作为泾州刺史救刘感的。
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馁，亡在朝夕，秦王（李世民）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优，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
从这儿可以看出，李世民与李叔良是两码事。就算以前这个叔叔是李世民部下，早已被薛仁杲分隔开来了。所以救刘感当是他自作主张。李叔良正眼巴巴地等李世民来救援。刘感死得令人感慨，对李世民抱着极大的希望。可这位“秦王”悠闲得很，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和李叔良被困，就是不来救。一直固守不出。不管刘感如何捐躯，将士如何苦守，他反正纹风不动。一直拖到十一月，又是一个半月。还下了死命令，连将士说战都不允许！
难道这能叫做什么奇谋良策吗？这简直就是无策！！！
长平王叔良，高祖从父弟也。……义宁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长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进爵为王。师镇泾州，以御薛举。举乃阳言食尽，引兵南去，遣高墌人伪以降。叔良遣骠骑刘感率众赴之，至百里细川，伏兵发，官军败绩，刘感没于阵。叔良大惧，出金以赐士卒。严为守备，泾州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军击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谥曰肃。
这是《旧唐书·宗室·叔良传》对他的描写。可见他是领兵打仗的。但对于他以前有什么功绩？才得以升官、封公、封王只字不提！光写他打败仗。可这次败仗能怪他吗？甚至他严守泾州，出金以赐士卒。这一无私行为之前，还要加一个“大惧”于以贬低。不少宗室都是如此。他武德四年抗击突厥牺牲，子孝协嗣，武德五年，封范阳郡王。李世民也不放过，篡弑上台后以属疏，例降封郇国公。《旧唐书》史臣说：“无私于物，物亦公焉。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属，……论功行赏，即无私矣。”竟给高祖加了一个以私亲，而不以功行赏的罪名？！当然是受了李世民的影响。
安定长期处于薛举、薛仁杲的围困之中。刘感、李叔良能守孤城实在很不容易。安定被围不会是七月兵败的结果，一定要早得多。不能设想存粮只能维持一个多月，一定是围困数月了。正是靠他们“严为守备”，才“泾州仅全。”的。李世民拥重兵竟不顾他们死活。
李世民至高墌，坚壁不出。不应理解为李世民在高墌城内。高墌在薛仁杲手里。因此李世民当在寨中，或附近小城中。刘感之败，李世民就在附近，可他见死不救，眼睁睁看薛仁杲捕杀刘感。百里细川之败应该就是李世民之败。可他归罪于李叔良。
这就是李世民于高墌屯兵六十余日的真相！
据《旧唐·地理志》金城郡（兰州）、西平郡（鄯州）、天水郡（秦州）、浇河郡（廓州）均是武德二年平薛举所置。以此论，这些地方不是武德元年李世民所收得的。他十二月就去了陕东道。不过对于他最终打败薛仁杲我们不置疑义。但他究竟是怎么打败薛仁杲的呢？在此以前先得看看薛举军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和唐秦之战的性质。
薛举薛仁杲的性质
薛举一般也被人们称作隋官割据。其实薛举不过金城府一校尉。翟让亦是东郡法曹。他起兵性质原本也是农民起义。据《旧唐·薛举传》：
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举与其子仁杲及同谋者十三人，于座中劫瑗，矫称收捕反者，因发兵囚郡县官（注意着重号），开仓以赈贫乏。……有宗罗睺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
薛举成了陇西起义农民的凝聚中心，最先起义反隋的农民纷纷参加。不久以少胜多打败了隋将皇甫绾，可见士气高昂。
唐》又称薛仁杲：
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
这段描写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薛仁杲仇视富有的地主、官僚，代表了农民夺回劳动成果的要求。至于对他残忍的描写毫无价值。有一点可以肯定：劳动阶级起义对吸取他们血汗的敌人，固然有宽容的，有意气用事的，但不管如何，受他们打击，并且罪行累累的敌人，对他们总是要竭力描写成极端残忍的，并尽量夸大，尽量捏造。这儿“悉召富人倒悬之”就是大大夸大了。至少褚亮是豪门富户吧！不但没被倒悬，还被授以黄门侍郎。薛举亦是统一战线。旧官僚中如褚亮便是右翼，并博得李世民好感。现在有人认为薛举是隋官割据，大概这是其根据之一。实在我们也看不出褚亮究竟有什么好处。薛举死、薛仁杲兵败国亡，未见他褚亮有什么难过。所以薛秦究竟是打击面太宽，过分残忍，还是过分宽容，收揽了一批理应打击的地主、官僚，还难下结论。
书·薛举传》把薛举军写得十分残酷：
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
而据《唐书》本传，常达被俘后：
牵达以见于举。达词色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否？”达曰：“正是瘿老妪，何足可识！”竟释之。有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视之，贵怒，拔刀将斫达。人救之，获免。
据《通鉴》：
达见仁果，词色不屈，仁果壮而释之。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乎？”达曰：“汝逃死奴贼耳！”贵怒，欲杀之，人救之，获免。
即使薛仁杲，对顽敌还能壮而释之，而这顽敌才骂了自己的母亲。可见薛举军并非像写的那么残忍。刘弘基、李安远、常达等被俘，后来都回来了。倒是唐对秦俘，特别残忍，很多人后来都被杀。张贵欲杀常达有人救，薛仁杲也没杀常达。而张贵、薛仁杲被俘后都被杀，就没人救。或许有人救，而不被采纳。如唐军败了，一样会有人骂他们残忍的。成功的就是王，失败的就是寇！唐高祖杀阴、骨，及欲杀李靖，尚被认作公报私仇。
从张贵与常达的对话看，他们好像原本就认识。张贵问他：“你认识我吗？”倒像曾在常达那儿为奴，并受过欺压。李世民手下也确有常达、丘行恭这种极端仇视起义奴隶的奴隶主、地主代表。
但李世民所率军队中，何尚没有“奴贼”？《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中已说过，马三宝便是协助平阳公主起义的奴隶，此时亦正在李世民手下。《柴绍传·马三宝附传》称他从平薛仁杲，迁左骁卫将军。柴绍本人也跟李世民平薛举。马三宝功劳极大。他帮平阳公主起兵，说下何潘仁等四支农民军，军至七万。后来又有功绩。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其名王。完全有资格封国公，但只封了个县公。钱九陇也是奴隶。他原本在太子麾下，一直在东线作战。据本传，后来也从平薛仁杲——那是西线吃紧，太子军西援李世民。又战刘武周，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后又参加擒窦建德，平王世充；从太子讨刘黑闼。累封郇国公，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两人相差为什么那么大呢？唐高祖是很器重马三宝的。据本传：“尝从幸司竹，高祖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之处，卫青大不恶！’”——唯一的解答，就是他在李世民手下，受到了压制。而钱九陇在太子手下。当时在李世民手下，出身奴隶的还有樊兴。
从以上情况看，唐秦之战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
然而薛举军队虽然骁勇善战，但统一战线中矛盾重重。薛举或许尚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待薛举去世：“仁杲立于折墌城，与诸将帅素多有隙，及嗣位，众咸猜惧。郝瑗哭举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势日衰。”又：既然说薛仁杲对富人特别残忍，夺其财物。“举每诫之曰：‘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这父子俩人的政策也不一样。
所谓的薛举问：“古来天子有降事否？”虽是谎言。多半是褚亮，或其儿子褚遂良为讨好李世民编的。但从所谓的褚亮回答：“昔越帝赵佗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不但薛仁杲，而且薛举亦不是可事之主。他看中的是李世民。果然李世民与他臭味相投，“薛举僭号陇西，以亮为黄门侍郎，委之机务。及举灭，太宗闻亮名，深加礼接，因从容自陈。太宗大悦，赐物二百段、马四匹。从还京师，授秦王文学。”薛举对他并不错。但旧主死的死，败的败，他却毫无痛惜。立即投靠新主了。与郝瑗比实在是天上地下。
从此陇中地主、官僚、士族集团，与唐高祖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关中地主、官僚、士族互相勾结，共同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
薛仁杲就是被他们搞垮的。以后他们又搞垮了唐高祖。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固然其领袖有责任。但地主阶级总是要挑起农民自相残杀的。如果以后有资料发掘出来，说开始最坚决主张攻唐的，正是褚亮，那我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xh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