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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说到北魏帝国镇西将军邢峦上述皇帝元恪，要求帝国増兵西线，助其一鼓作气，攻克南梁帝国的益州。可是皇帝不仅没有给邢峦増兵，反而诏令邢峦从益州前线返回，北魏帝国南下汉中益州的铁骑也因此止住兵锋，就地驻扎下来。
我们在前几章详细介绍了当时北魏帝国在势如破竹的攻势，以及南梁益州地区军政混乱的局面下，如果元恪按邢峦建议増兵的话，北魏帝国简直有一万个理由拿下益州，砍掉南梁帝国西部的臂膀。可是，皇帝元恪却一纸诏书把邢峦调回，估计当时邢峦无奈接受调令之时，无数“草泥马”从心中飘过。那么为什么元恪会做出如此决策呢？北魏帝国最高决策层就没有明白人吗？
其实事情的内因哪会如此不堪？我以前曾经听过罗胖的一期脱口秀节目，他认为看历史要看出当时事件如是发展的种种无奈，才算真正看懂了历史。不过我认为更加准确点儿说，历史上的事件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事件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在站在他的角度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只不过当他很强势，有相当空间腾挪，就会有众多选项，在这种状况下“选择”多于“无奈”；而当他很弱势或自己的力量已经用尽之时，选项往往只有一个，而在这种情况下，才是罗胖所说的“无奈”。话题转回来，为了解释为什么元恪在如此“大好形势”下出人意料的召回邢峦，我们还需要再次审视下“益州”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位置属性。
益州地区独特的封闭地理环境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真是不值一提，2017年年底，西安通往CD的西成高铁全线贯通，两个城市的距离缩短为2个小时。人们在为当代交通的便利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却会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在读史之时往往对益州在古代的“封闭”状况没有正确认知，没有古人对益州地区的切实观感和体会。
前几天看吴秀波演的《大军师司马懿》，魏明帝问司马懿平定辽东需要多长时间，司马懿说“去一百天，回一百天，攻战一百天，中间休息调整六十天，往返一共一年”，从曹魏君臣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冷兵器的古代，征伐辽东尚且如此费时费力，征伐益州只会更加的艰难困苦。在古代的技术科技交通条件下，中央帝国要控制益州（出兵平叛，下达行政命令等等），是要用“月”甚至是“年”来度量的。所以，如果我们从“时间”这个维度来看，当时的益州地区之于中国，就好比大航海时代的美洲之于欧亚大陆，就好比现如今的月球之于我们的地球家园。而在我们现代，战略核导弹可以瞬间打到全球任何角落，战略空军可以轻松将一个满员装甲师投送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区域作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中华帝国的古人在当时那样落后的科技交通条件下，尚能产生汉、唐、元、清如此疆域巨大的帝国，我们现代依靠如此高端的军事科技，理论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地球帝国”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我们近现代的国际政治中为何没有出现这样的“统一”局面呢？难道西方人天生就崇尚“小国寡民”、“民主自由”吗？其实哪是这么回事，人性贪婪，尤其是政治家，无论中外东西，不断地攫取更大的权利是他们“人性”中不可泯灭的元素。之所以我们的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核心原因是近代的技术发展和科技革命出现在西方，而那些因此崛起的西方大国的“管理一个中央帝国的经验”实在是太匮乏了，西方人“创造的了物”但“管不了人”，他们没有类似中国“儒家学说”等管理工具，没有中国数千年维持庞大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案例，于是“分封”、“民主”、“共和”等元素才会甚嚣尘上，人们也自然而然把这种主流当成了真理。说白了，就是西方政治家不是没有“中央集权的欲望”，而是缺乏“中央集权的管理能力”，而这种“管理方法”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中却可以找到众多的“案例教学”。（这种案例不仅适用于国内国际政治，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从西方传来的“MBA课程”和我们的“历史管理案例”比起来真的是“班门弄斧”，“小巫见大巫”。）
其实，现代国际社会的运作模式和我国春秋五霸时期的那段历史比较相似，国与国之间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比较弱，拥有地区霸权的大国也是作为众多小国共推的“盟主”而已，现代国际政治的“北约”“华约”“欧盟”“东盟”“一带一路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等的牵头国家，其本质和“春秋五霸”没什么分别。不过“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大一统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随着新的科技武器的发展从而打破“核威慑”的平衡，随着中国先进的“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的推广，世界范围内的“战国时代”必将来临，“盟主”“霸主”的称号终将不能满足政治家们欲壑难平的欲望，新秩序必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才能涅槃。
扯的有点远了，说回我们的“益州”。由于大山阻隔，按当时交通条件，从中原腹地进出益州都是艰难无比，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益州地区极易形成独立的割据政权。这种状况和大航海时代的美洲比较相似，我们现在世界唯一的“霸主”美国当年的独立建国尽管有各种因素，但其当年“孤悬海外”，类似于“益州”的独特地理环境无疑对其“独立建国”有着不可忽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益州”当年这种很难被“中央帝国”有效控制的状况，一旦有一支政治势力进驻，尤其是一支有着强大武装的“军事势力”进驻后，此势力的首脑必然会生出“独立建国”的念头，这不是个例个案，而是人性中不可泯灭的基因使然。
中国历史上有识之士对这种基因的认识早就深入骨髓。我们前几章说到的邓元起入川平灭刘季连的叛乱之时，由于想念住在江陵的老母，亲自迎接老母和自己一起入川，但其母迟迟不愿出来。邓元起跪拜在地，一再请求老母同行，哪知邓元起的母亲说到：“你这个生于贫贱家庭的孩子忽然得到富贵，怎么可以保持长久？我宁死不能和你进入巴蜀这个祸败之地！”
后来邓元起行至巴东，让他的谋士蒋光济为其入川之行占卜，得到“蹇卦”，不由得仰天长叹道：“我难道要和当年邓艾一样有去无回吗？”史载三国时期曹魏灭蜀之战前，征西将军邓艾曾经梦见自己独坐山上而有流水，就问护军爰邵是何征兆，爰邵起梅花易数，说：“山上有水，是‘蹇卦’之象，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将军此去西蜀，战则必胜，但想全身而归，实在是万分艰难啊！”后来邓艾果然身死巴蜀，没有善终。而《梁书》记载邓元起出征西蜀也得到“蹇卦”，后来也和邓艾一样落了个身死他乡的下场。
“蹇”字本意就是指“行动困难，不顺利”的意思，中国传统经典著作《易经》的“蹇卦”是著名的凶卦之一，看中国地理，益州正是处在神州大地的西南方向，‘蹇，利西南，不利东北’，难道是上天给川蜀之地下的一个“诅咒”不成？
抛开史书记载的神秘学不提，由于上述“益州”的地理特点和人性贪婪弱点的完美结合，导致中国历史上任何中央政府在“征伐西蜀”之时，都会慎之又慎，这种谨慎不仅在于选择入川主将的前后考量，还有对于整支入川军队的监视和掣肘力量的安排，这就要求不仅对入川军队的高层领导要有“制衡”，而且还要储备一支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前锋军队进行“威慑”，让入川征伐的军队从上到下都纳入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中，当且仅当上述“威慑”和“控制”可以实施之时，“征伐西蜀”之战才能让皇帝安心，才能真正成行。所以，貌似一支偏师就可以完成“平灭益州”大业的表象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邢峦口中的“举全国之力”才可以完成的任务。而这些条件，对于公元505的北魏帝国，都是不具备的。
我们知道北魏帝国镇西将军邢峦南下征伐的起因是夏侯道迁在汉中的兵变，北魏帝国皇帝和整个上层决策机构决定出兵的目的是接应夏侯道迁，并占据汉中，是完全没有紧接着“吞并益州”的预案的。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邢峦在前线势如破竹，获得空前大胜，益州的大门已经被不经意间敲开，但此时的北魏帝国并没有做好“举全国之力吞并益州”的准备。
史书记载，此时的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正在策划大规模的北伐，淮河沿岸的小规模军事摩擦正在加剧，此时的北魏皇帝元恪并不是没有力量派出邢峦所要求的“兵力”和“辎重补给”，而是没有力量同时派出“支援”邢峦所要求的“兵力”和“辎重补给”，以及“威慑”邢峦不生异心的“兵力”。此时摆在元恪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1、支援邢峦彻底拿下“益州”，但为了不使邢峦生出“独立念想”，必须大规模往关中、汉中地区増兵，整个帝国军事重心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向西部倾斜。但是此时淮河沿线的腹心地带已经战云密布，一旦留守义阳、寿阳的边防军由于帝国军事重心西移导致溃败，帝国辛辛苦苦打下的淮河两岸的地盘人口将付之东流，更要命的是一旦南朝收复义阳、寿阳，南朝的“江淮防线”将再次合拢，日后再想南下，那是难上加难。
2、支援邢峦彻底拿下“益州”，但并不大规模向关中、汉中増兵，军事重心依然在淮河沿岸，准备迎接和南朝的再次“大会战”。而此时邢峦军威大振，个人威望爆棚，帝国必然要冒邢峦带领的南下军兵汇同前去“支援”的军队一同在“益州独立”的风险。同时，由于抽调部分资源前去增援邢峦，淮河战场有可能和南朝打成平手，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对帝国影响巨大。
3、见好就收，趁南梁“益州”混乱之际，在汉中采取守势，在获得已到手地盘实利的前提下，集中力量和南朝在淮河沿线大决战，以期彻底打垮南梁的军事实力，一次性解决南方主战场的问题。
不仅元恪，我想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都会倾向于选择后者，召回邢峦，参加淮河主战场的“大决战”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人性就是这样，“规避风险”是人类数万年进化形成的“应激反应”，回望历史，让人唏嘘不已。
史书记载，邢峦从四川前线返回汉中，接受到达关中的骠骑大将军源怀的统一指挥，对盘踞在秦岭山脉的氐人仇池国武兴政权发起了“报复性”攻击，仇池国哪里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北魏铁骑的对手，氐人首府武兴城毫无悬念被北魏攻破，仇池国再次灭国，氐王杨绍先被生擒活拿，押送洛阳。
北魏帝国镇西将军邢峦功德圆满，返回首都复命不提。南北两大帝国围绕汉中、川蜀的征战也告一段落。而此时，南梁皇帝萧衍正在策划一次空前规模的“北伐”，淮河沿岸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大决战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