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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说到氐王杨难当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氐王，他一改“仇池国”左右逢源的一贯国策，一有机会，就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希望在北魏刘宋两大帝国南北争霸的历史大环境下，火中取栗，获得实惠。
史书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刘宋梁州刺史甄法护治州无方，把梁州搞得很混乱，于是刘义隆计划派萧思话前去代替他的职务。此时，氐王杨难当认为萧思话还未到职，趁刘宋人事变动之际，派遣部将起兵袭击梁州，攻破白马，然后占据了整个汉中地区。可惜杨难当有冒险的勇气，却没有守疆的实力，刘宋帝国在刘义隆元嘉时期，正是国力大增之时，怎容杨难当猖狂。刘宋新任梁州刺史萧思话派司马萧承之为先锋讨伐杨难当，所向披靡，很快就平定梁州，而杨难当见势不妙又投降依附于南朝。
遭此挫折，杨难当却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向南攻击刘宋不成，杨难当又把矛头指向北方的北魏帝国。公元436年，杨难当一面自称为“大秦王”，一面派兵占领北魏上邽地区。而当时北魏帝国太武帝拓跋焘怎是个吃亏的主儿，立即派遣车骑将军拓跋丕指挥黄河以西高平镇诸军攻取了上邽，不过此时拓跋焘的注意力还在于和刘义隆的南北争霸的大战略的筹划中，并不愿意彻底清除“仇池国”这个也许会成为盟友的边疆氐族势力，于是拓跋焘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杨难当屈服，替北魏镇守上邽，并迫使“仇池国”改变国策，转而向刘宋用兵。不久以后，杨难当在北魏的支持下全力南下骚扰打击刘宋的益州地区，史载仇池军攻打涪城，又征伐巴西，还掳掠雍州流民七千多家送回到仇池补充人口。对于杨难当政治立场的多变态度，宋文帝刘义隆感到异常愤怒，于是派大军讨伐，杨难当最终被宋将裴方明击败，走投无路之际退到上邽投降了北魏。而刘宋帝国则攻克仇池，“后仇池国”灭国。
看杨难当当权下的后仇池国灭国这段历史，让人不禁唏嘘。从史料所显示，杨难当还是一个有“雄心抱负”的地方实力派，但是他不得天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南北中国已经基本统一在北魏和刘宋两大帝国旗下，拓跋焘和刘义隆又是两个英气勃发的英明君主，此时“仇池国”作为一个边疆弱国，应该采取“韬光养晦、保境安民”的政治策略，寻找机会再向外发展。而这里所说的“机会”正是指“大国内部四分五裂、军阀再次混战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偏居一隅弹丸之地的“仇池国”如何可以和统一的南北两大帝国进行军事上的叫板。
其实不用说“仇池国”这样一个民寡地贫的小国，就是在三国时期的“蜀汉帝国”，如果不遇上“曹魏内战”这样的“大机遇”的前提下，尽管诸葛亮是个不世出的人才，尽管他“鞠躬尽瘁”，依然会在“六出祁山”的战争中碰的头破血流。所以如果我们回看诸葛亮《隆中对》建议的大战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在欣赏孔明所策划的大战略蓝图时，一定不能忽略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天下有变”，而这个“天下有变”，却是讲的最最重要的“天时”问题，如果曹魏不内乱，蜀汉和东吴焉有机会可言？而以孔明的睿智，应该早就看透了形势，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执着的不断北伐，其实心中也应该明白在为不可为之事，只不过在报他的“知遇之恩”罢了，真是可悲可叹。
而“楚汉争霸”时期的刘邦同志，同样坐拥“蜀汉之地”，却最终统一全国，这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项羽的“分封诸侯而治”的政策（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封诸侯”等同于“军阀混战”，不过以项羽当时的出身和认识，以及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也只能选择分封）。刘邦得其天时，才成就了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四面楚歌”的华丽辞藻，成就了大汉朝数百年的辉煌。
转回来说我们的杨难当同志，他在不占“天时”的情况下，没有认清形势，一而再再而三的横挑强邻，其结局也就只能是毁灭。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北魏拓跋焘和刘宋刘义隆这样的大国视角看“仇池国”，控制、利用、抛弃、毁灭，就是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国策”。像拓跋焘对待杨难当，尽管他骚扰上邽，在“教训”之后，还让其继续存在，甚至提供一定的援助，让他“管理上邽”，从而怂恿其南击刘宋，但是一旦刘义隆出动大军反击，拓跋焘从大局着想，也没有因此将战略重心西移和刘宋全面开战，而是坐看仇池灭国；刘义隆也是同样做派，一开始利用杨难当骚扰北魏，但是一旦杨难当彻底倒向北魏，就毫不留情地出动大军灭掉仇池国，让此区域重归平衡状态。小国在大国的眼中，就是一枚棋子，一枚或黑或白的棋子，要想谋求自身的独立，那是何其难也！身在局中的各路政客一定要首先认清这个形式，才能在变化无常的政局中谋取最大的利益。
现代的国际政治依然会遵循这样的规律，如今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各小国的政治家们都会遇见和杨难当一样的课题，以史为鉴，这些小国妄想谋求自身的“完全独立”显然是行不通的。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彻底梳理下自己的家底（知己），以及中、美、俄等世界大国的边界在哪里（知彼），这样才能给自己最好的定位，“不要走极端，缓慢融入某一大国的利益集团，从而分的一杯羹”无疑是这些小国的无奈的最佳的选择。
而作为地区大国的我们，也必须要有极大的胸怀来拥抱这些小国。我常常听一些朋友在抱怨我们又援助了某某国云云，这其实就是一种短视行为，真正的大国领导是不会把视线只局限于国境线之内的。我国的真正边界在于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实力能够完全控制的地区和人民，所以在领导人眼中援助“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和援助国内某省经济建设是一样的道理，是左手到右手的“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将成为必然，而如何建设好过渡阶段的“一国两制”、“区域经济联盟”等形式，处理好现阶段和周边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关系，如何赏罚并举，恩威并施，则将成为现阶段我们的政治家们需要解决的巨大课题。
好了，扯得有点远了，“后仇池国”灭国后，杨氏后人又先后在这一区域建立了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当然是在南北两大帝国的默许下），但实力都大不如前。我们这一章讲的夏侯道迁前往“仇池国”请发救兵，就是杨难当的侄子杨文弘建立的武兴国政权，此次此刻，武兴国第二任国主杨集始（杨文弘的儿子，和杨大眼一辈儿，曾和北魏咸阳王元禧谋划过叛乱，但后来出卖了元禧，向北魏警察系统揭发元禧的阴谋，参见“皇叔的悲剧”）刚刚病逝1年多，儿子杨绍先因为年幼，在两个叔叔杨集起、杨集义辅佐下理政。建国不久，内忧外患的氐人武兴国政权显然让夏侯道迁出了一道难题，是发兵救援夏侯道迁而得罪南梁帝国呢？还是拒绝发兵，从而陷入得罪北魏帝国的险境呢？我们下一章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