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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坚一行，自出州衙府门，便一鼓作气，直奔南门外的官道。在前往武陵郡的漫漫长路中，若无言语相伴，着实乏味难熬。恰巧适才与王睿谈判之时，孙策有些地方没弄明白，遂借此闲暇，将心中之疑惑，尽数问与孙坚道：“父亲，王睿为何答应地如此爽快，难不成他是真心讨董？”
孙坚闻之，嘴角不禁微微外撇道：“是，也不是。”
孙坚的回答，虽只短短四字，然却字字珠玑、意味深长。孙策不明所以，只得问道：“何解？”
只听孙坚慢条斯理道：
“若王睿只想借我之手，除去曹寅，他随便允我个几千兵马，也可应付了事。我若嫌他吝啬，不肯应允，他再递增些许便是。然而，他一张口，便给足了我们两万兵马。试问，他若全然不愿讨董，岂肯张口允兵两万？故而，我回答是。
若王睿真的忠心于朝廷，浮阳袁府会盟之时，他就应该前来。然而，他却并未前来。他今日之所以允兵两万，皆是为父以除去曹寅为饵，与他交换所得。试问，他若真如为父般謇謇于汉，又何须额外之利？故而，我又答不是。
因此，王睿虽愿讨董，却不是那么忠謇。”
孙策“嗯”地点头道：“依父亲之意，王睿虽无反汉之心，亦无扶汉之意。王睿与曹寅之间，素有嫌隙，实乃政敌。即使曹寅不是董党，王睿亦会寻个合适的时机，出兵剿灭于曹。因此，王睿所允的两万兵马，兹当是为剿灭曹寅所用。如此行事，他一可如愿铲除异己，遂使武陵归治；二可假举扶汉旌旗，博得忠臣美名；三可投桃报李，卖父亲以颜面。似此等一石三鸟，名利三收之计，真可谓之妙矣。”
经过多日的奔波，孙坚一行终于廿日辰半，步出南郡之域，步入武陵郡境。他们刚越过武陵界碑数里，便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重装铁骑拦截。这伙重装铁骑，可谓人多马广，足有一曲之众。然，由其列队之稀松，容姿之扭捏，便可知其战力，定当逊色不堪。若真的交起手来，孙坚仅凭手中这一队精锐铁骑，便足以击败面前这群十倍于他的乌合之众。
少时，该“骑兵曲”后方，忽有一辆骖服辎车，徐徐驶出队列。待驭手勒马掣缰，将辎车缓缓停滞，一位身着华服的卧舆之人，忽然坐而揖曰：“孙使君，曹寅在此恭候多时了。”
孙坚作揖还了句“曹太守有理”，又道：“不知你在此等我，意欲何为哪？”
“想请使君治所一叙。”曹寅答道。
“这……”孙坚闻后，因不知他意下善恶，故踌躇良久。
孙策以为曹寅是得知了“文台舞剑，意在曹寅”之事，欲以“曹寅舞剑，意在文台”反谋之，遂劝谏道：“父亲，万万去不得啊。”
孙坚犹豫了片刻，觉得应无大碍，遂道：“头前带路。”
由于路途遥远，当日夜里，他们只得在沿途县城之中，暂且憩息一晚。好在曹寅还算以礼相待，孙氏父子才得以：食，有珍肴醴齐；眠，有主卧相与。在这期间，孙坚曾借杯中薄酒，试以曹寅口风。可曹寅却只顾左右欢饮，缄口而不言其它。
翌日早间，用过早膳，该县县令遂送二位上官远行。午后，约申时三刻，曹寅终将孙坚一行，带回了治所临沅。为尽地主之谊，曹寅除了摆酒设宴，还遍寻当地名伶舞姬，以充片刻欢愉。在乐伶拨弦之幽兰，舞姬步伐之翩跹中，共有三位上宾，与曹寅共赏此欢愉时刻。孙氏父子身为首客，位居曹寅右手之侧。另外一位作陪上宾，则是献帝近臣，时任“案行使者”兼“光禄大夫”，此人名曰“温毅”，位居曹寅左手一侧。
待姬伶一曲舞罢，孙坚首先按捺不住道：“曹太守，请我来此，有何指教？”
“与我促膝安谈于此，不正是使君心中所盼？”曹寅反问道。
听曹寅话中之意，似乎已全然洞察一切。然，孙坚却遵从本心，依旧认定曹寅并不知其来意，曹寅出言，当为试探之辞也。他默不作声，静候着曹寅。
“若是使君不想与我安谈，大可由襄阳东门而出，入江夏郡境，再转踏南道，直奔长沙。又何必由南门奔出，入南郡之域，进我武陵郡境？”曹寅道。
“哦！我由襄阳而来，你是从何得知？”孙坚道。
“使君，话已至此，就不必一味否认，无谓费时了。”曹寅道，“我虽不知使君此去襄阳，所为何事而急。但，以我与王睿那厮，昔日之恩怨而言，他定会趁着闲谈之机，出言污蔑我为董党。我于襄阳城外，暗布大量细作、刺客，伺机潜入城中之事，王睿也定会当作证据之一，顺带与使君一并提及。”
“污蔑？以何为证啊？”孙坚道。
“使君莫急，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孙坚耐着性子，将曹寅语出之言，字句过耳入心，遂发现曹寅所讲之故事，与那日襄阳城中，王睿所讲之故事，竟出奇地相似。其中，少有的不同点在于：人尽可诛的董党，由曹寅变成了王睿；锲而不舍的追查者，由王睿变成了曹寅；那十余封起着决定性证据的帛书，曹寅手中亦有，且其言辞之韵、墨迹之形，亦与襄阳城中所见无二，唯称呼之处，由“曹”变“王”耳。
王睿与曹寅虽各执一词，然二人故事之条理，皆可谓分明，且他二人手中，皆有相同之物证。孙坚无从判别虚实，遂叹言道：“你二人孰是孰非，不查不可知也！”
就在双方因证据不足，而僵持不下时，一旁作陪的温毅，忽然从他的袖口里，拿出了一卷帛书。遂将蜷曲之帛书，只手上呈于胸前，起身言道：“长沙太守孙坚接旨。”
圣旨即出，孙坚只得按汉制，携爱子起身整衣，大行稽首之礼道：“臣长沙太守孙坚，携长子策，恭候陛下圣意。”
温毅见孙氏父子礼数罄尽，遂打开圣旨，宣道：
“中平六年冬十二月初九，讨董党王睿诏曰：‘古来圣帝治世，赖有贤臣相佐，马革之年，忠良更得难能。周之姜尚，齐之管仲，吴之孙武，秦之商鞅；皆为挽狂澜于既倒之无双国士矣。
我朝重戚，遂以荣盛，其群参差，祸福言半。期间，似卫青、去病等志虑忠纯之士，何其寡也；似吕禄、王莽等奸邪伪佞之徒，尤谓众也。
高祖吕氏族群，元帝王氏族群，章帝窦氏族群——复百年汉史，乱不绝于耳。朕生不逢时，亦遭外戚董氏政祸。
朕闻荆州刺史王睿，素来倨傲无礼，本以天性使然，遂不予理喻。然，经多方密报与朕之亲查，王睿系董氏党羽无疑。其行倨傲，其言无礼，皆仗董氏淫威，祸乱地方行政耳。
朕百费思量，觉终为隐患，故特以此制诰，号寰宇英豪除贼。凡我汉廷公卿，不论权职高低，见旨意者，皆须奉朕意行事。如有违者，视为抗旨，以大逆律，交廷尉议罪重处。’
钦此。”
温毅话音刚落，孙坚遂双手上呈道：“臣孙坚接旨。”
孙坚接过圣旨，遂与爱子起身复核圣旨。
出于历史原因，那方以和氏璧为原材，由大秦丞相李斯督造，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早在宦戚争斗之时，就已失去踪迹。故，献帝当下所用之玺印，乃董贼入朝主政后，以羊脂白玉为材，临时为献帝所监造。至于新玺之印文，亦重造八字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
眼前的这道圣旨上，并未加盖新玺印文，取而代之的，是“受命于汉，陈留尊王”八字。这方印绶，正是献帝继位称帝前，身居陈留王位时所用。
孙坚见制诰用文，乃是这方陈年旧物所印，不但未曾起疑，反倒深信其中。试想：以董贼为人之奸诈言，他怎会将新玺拱手奉呈献帝？献帝除这方旧时王印之外，恐怕是用无可用。
不过，出于保险起见，孙坚依旧试问道：“新玺既已制成，何以沿用王印？”
“新玺自制成之日起，遂终日不离董贼左右。故陛下无玺，只得重拾王印而用。望使君上体陛下之艰辛，能谅用印之不周。”温毅的回话，与孙坚所想一致。
孙坚既未立刻允诺奉旨，亦未出言疑议抗旨，他只是转身踱步向食案，斟满薄酒于铜樽。
少时，孙坚忽双眼放亮，似有所顿悟，遂将樽中薄酒一饮而尽道：“你二人之言，虽合情入理，然王侯印绶，终难以取信于天下。若‘温大夫’当真上忠于君，下体于民，遂归反洛阳，请陛下再拟一旨《讨董卓及其党羽诏书》，并于董贼手中偷得玉玺，加盖成文，我便信你所言，动手除去王睿。”
“归返洛阳，请陛下再拟圣旨，并不足齿数。”温毅道，“潜入相国府，于董贼手中盗取玉玺，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
“你自知潜入相国府，盗用玉玺加盖成章，谓之艰辛；那我父子大动干戈，于襄阳城下诛杀王睿，又谈何轻巧；共计十三路讨董诸侯，于明年正月联军西进，又何尝谓易？”孙坚道，“今日，就算是说破大天，本太守不见加盖玉玺之旨，绝不会轻言干戈。”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曹寅插话道：“以董贼为人之奸诈言，温大夫盗玺公用，确有危难之处；然，孙使君所言，亦不无道理。依我拙见，温大夫不妨归返一试，若蒙上天垂怜，赐以良机得手，实乃幸甚至哉；若逢时运不济，久觅时机而不得，大可重做计较，如何？”
在曹寅的劝说之下，温毅终于答应了下来。遂于散席后就寝，次日即归返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