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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时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居宣长（1730-1801）。
他的“八弘一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
这种思想认为，日本是日出之国，乃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家。
本居宣长出身商人家庭，是日本国学家、历史学家，也是引领“大日本帝国”思潮的先导之一。
他主张，必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要各国都前来向日本朝贡。
鉴于他在日本学者中的地位，众多日本人对其思想推崇备至。
并开启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大日本帝国”战略构想。
其实，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古代日本受中国冲击和影响严重有关。
当日本社会面临文化问题与社会危机的时候。
日本的思想家们便提出，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污染。
从而提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心理，这其实是将外来文化作为现实挫折的替罪羊。
意在重建日本文化，突出自身的优越性以建立民族自信心。
本居宣长的民族优越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冲击，具有保守倾向。
从本质上说，他表达了日本文人试图让日本文化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
摆脱中国文化的冲击，从而塑造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
但由此而引发的“日本是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的自恋倾向。
但是无论日本的贵族精英阶层如何努力，都无法剔除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这种最优秀的文化，已经深入他们的精神层面，渗透在他们的骨髓里面去了。
日本的平城京，完全模仿唐朝长安城的规划来设计建成的。
日本的和服，是效仿隋唐服饰，在沿承唐朝服饰基础上加以了改进。
日本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
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学自唐朝。
再然后，日本遣唐学生用汉字的偏旁、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
奈良时期的日本，宛如盛唐。
日本诗人得意地吟道：“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吸收了中华文化的日本贵族精英阶层，就像一个两面人一样，有双重性格。
既然无法消除中华文化的影响，那就彻底消灭这个文明体。
这就和学习了中国文化，研究了中国文化的欧洲人是一样的心理。
而且，从现实意义上来看。
欧洲日本也仅仅是学习了中国文化的皮毛而已，中国文化的精髓，他们根本就学不到。
而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他们的一神教文化，又是互相排斥的。
中华文化的精粹在于“和而不同”，强调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我们欣赏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自从两大一神教崛起，它们在地中海打了一千多年，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在一千多年的宗教思想影响下，这种思想渗入了他们的方方面面，已经融在了他们的血液中。
造成了除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以外，这些国家的人民形成了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
他们的根本宗旨就是消灭其他文明，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要么你死，要么我亡，没有别的出路。
日本就是这些国家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强大时它谦卑，极尽讨好之能事；但暗地里小动作不断。
你虚弱时它狂妄，恨不得把中国连皮带骨吞下去，无耻之尤，而这就是这些国家乃至民族的本性。
很不幸啊，他们遇到了从后世穿越而来的自己。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种种馨竹难书的罪恶，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收好它，以后有大用。”陈远宏把将军印抛给吴勇。
甘州府甘肃镇，边塞的名城，河西四郡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这是最重要的边塞重镇，在九边中也是名列前三，经常和蒙人拚个你死我活。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就坐落在这里，明朝五个行都指挥使司之一，在河西走廊设置的行政区划。
元朝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路，洪武五年(1372年)十一月置甘肃卫。
二十五年(1392年)罢。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自庄浪徙置于甘州。
领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距布政司(西安府)二千六百四十五里，属于右军都督府。
元代诗人评价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战略地位(既陕西行省奉元路)《大德长安(安西路)志》卷l:
“厥壤肥饶，四面险固，被山带河。
外有洪河之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所谓天府、陆海之地也。”
李庭《寓庵集》卷5《创建灞水石桥记》：“以形势雄天下，其来尚矣！
左达晋、卫，右控陇、蜀，冠盖鳞萃，商贾辐辏，实西秦之都会也。”
姚燧《牧庵集》卷6《遐观堂记》：“西北通咸阳，王公之开府于此。
与西、南、北三陲之使，冠盖之去来，樽俎之候饯者所出，行旅之伙不列也。”
与甘肃行省相比，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北界经历了大幅度的涨缩。
洪武年间明军多次扫荡居延海周围，冯胜、沐英、宋展曾先后率兵攻下亦集乃，但都随即撤出，没有长驻军队守备。
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又有弱水及其支流张掖河同河西走廊相接，是蒙人南下的主要途径。